宋代文学的传播·书面单篇传播
单篇传播和书册传播，都是书面传播。单篇传播类似于当今报纸杂志一篇篇的刊载，书册传播则跟现在出版社出版一本本的书差不多。宋代文学的单篇传播，主要有三种方式：雕印、石刻和题壁。
1.雕印
宋人既雕印成册成卷的文集，也刻印单篇的作品。文集创作的周期长，字数较多，雕印也需要较长的时间;雕印单篇作品则比较省时快捷。因此宋人常常雕印单篇的诗文作品，以快速及时地传播。
著名作家的诗文，常常是每写出一篇，就被人刻印流传。欧阳修“《醉翁亭记》初成，天下莫不传诵。家至户到，当时为之纸贵。宋子京得其本，读之数过”①。有时还没改定，初稿就被传播出去。叶梦得曾说，欧阳修“在滁州，通判杜彬善琵琶，公每饮酒，必使彬为之。往往酒行遂无算。故其诗云：‘坐中醉客谁最贤，杜彬琵琶皮作弦。’此诗既出，彬颇病之，祈公改去姓名，而人已传，卒不得讳”②。这种“一传不可追改”的情形，王安石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和感叹③。正因为欧阳修诗文的初稿常被传播出去，而他后来又有所改正时，各种版本的文字便有差异。《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三九末附校记说：“此卷《峡州至喜亭记》《谷城夫子庙记》，再以庆历四年《宋文粹》本校之，尚有不同。又《吉州学记》，以校承平时闽本，往往异辞。疑是初稿先已传布。”同书卷四六校记也说：“右《言事书》，凡一作者，皆江钿《文海》本。疑是初稿，不若集本之善。”宋人诗词常有异文，有的并不是书商的臆改或误刻，而是作者的初稿与定稿原本不同。一旦初稿与定稿从不同的途径刻印传播，便会造成各本文字的互异。
苏轼的诗文，也是每出一篇，人争传刻。他在《答陈传道》信中说：“某近绝不作诗，盖有以，非面莫究。顷作神道碑、墓志数篇，碑盖被旨而作，而志文以景仁丈世契不得辞，欲写呈，又未有暇。闻都下已开板，想即见之也。”④于此可见，苏轼所写的神道碑、墓志等文章，写成后，汴京就有人“开板”刻印传播。当时，“世之蓄轼诗文者多矣，率真伪相半，又多为俗子所改窜，读之使人不平”⑤。世人所搜罗蓄积的苏轼诗文，应是单篇刻印的作品。
由于雕版印刷，方便快捷，单篇作品的文字又不多，所以有的作品一写出，便及时而迅速地传播开去。如苏轼为朝廷起草吕惠卿谪词，“一挥而就，不日传都下，纸为之贵”①。当时黄庭坚也是“诗文一出，即日传播”②。
迅速而广泛的传播，扩大了作家诗人在文坛诗界的影响，提高了他的社会声誉。苏轼在当时文坛上影响巨大，与当时传播方式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朱弁《曲洧旧闻》卷八说：
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修)公为终日喜。前辈类如此。一日，与棐(欧阳修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③
在朝廷禁止苏诗传播的徽宗朝，记诵苏诗，竟成为士大夫必备的修养。不会记诵苏诗，就觉得底气不足，在社交场合没面子，会遭到别人的蔑视。可以想象，苏轼在当时诗坛和知识界的影响是多么广泛而深入。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杜甫，在当日诗坛上没有苏轼这样广泛的影响，与当时传播媒介的局限有关。李杜所处的时代，雕版印刷尚未普及，诗文作品主要靠手抄传写，其传播的速度与广度都十分有限。
2.石刻
用石刻作为传播媒介，早在秦始皇时代就已开始。秦始皇曾刻石纪功，其《芝罘刻石》说：“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于常世。”④将功劳刻于石上，以永垂后世。这反映出一种自觉的传播意识。东汉熹平四年(175)，蔡邕将“《六经》文字”书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更具有明确的传播观念。当时将经书刻石以传播，影响非常大。蔡邕所书刻经石碑“始立，其观礼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①。
石刻作为文学作品的传播媒介起步稍晚。六朝时期已有诗歌刻石，只是传世的不多。到了中晚唐，诗歌刻石渐次流行。而到宋代，诗歌刻石更加盛行。
以石刻作为传播媒介的观念，宋人十分明确。在宋人看来，石刻既可以穿越时间的障碍使作品传播久远，又可以超越空间的阻隔传布四方。正因为石刻能使作品广泛而悠久地传播，故较之镂板雕印，宋人更重视石刻。北宋舒亶弹劾苏轼时说，苏轼“讥切时政之言”，社会上“争相传诵”，“小则镂板，大则刻石”②。刻石与镂板雕印的“大小”之别，反映出宋人更看重石刻的传播功能。宋代有无名诗人为使自己的诗文能发表于世，扩大影响，便自己刻石，以广其传。 宋祁曾说：“江左有文拙而好刻石者，谓之嗤符。”③有人担心随着时间的流逝，作品会湮没亡佚，便刻之于石，使永久流传：“政和陈武祐，虑岁久诗亡，大书，系以记文。镌之字右方。”④所谓“镌之”，就是刻诗于石。
宋代诗文刻石的篇数，一般是一篇篇的作品单刻，但有时是将数首诗合刻，如陆经刻欧阳修的《思颍诗》就是如此：“陆子履(经)以余自南都至在中书所作十有三篇为《思颍诗》以刻于石。今又得在亳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⑤30首诗合刻，拓印出来便成一卷或一帙，相当于一部小型选本。
至于刻石的范围，没有任何限制。各种形式、体裁的作品，都可入石。诗、词、赋、颂、记、赞、论、奏、序、跋、书简尺牍、墓志碑铭等，无一不可入石。这只要检阅一下历代石刻著作，如王昶《金石萃编》、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等，即可明了，无须列举。
宋代石刻拓印成的文本，有专门的称谓，或称“碑本”、“帖本”，或名“石本”、“墨本”、或号“摹本”(模本)、“拓本”。
宋代诗文的刻石，从刻石者的身份来划分，有官刻和私刻之别;从刻石的性质、目的来划分，有营利性(商业性)刻石与非营利性刻石之别。非营利性刻石，旨在传播作品，扩大作者或作品中所涉及的人事的影响。营利性刻石，主要目的在于印卖赚钱，客观上也是传播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专营刻石的寺庙僧侣。两宋时期，僧侣刻石相当多，其主要原因在于寺庙是文士游人香客频繁过往会集之处，既可以大量印卖石刻拓本，也便于过客自己拓印或传抄。寺庙中经营石刻的，主要是住持、住山、院主等知事僧。他们经营石刻，大多带有营利目的。
文人有新作品，常请寺僧刻石。秦观的诗文，就经常寄杭州僧人刻石。为求美观，有时还要请著名书法家书写，黄庭坚曾为秦观书写《龙井记》和《雪斋记》，然后“寄钱塘僧摹勒入石”①。有的则是寺僧向文士索要作品来刻石，这相当于后世报刊的约稿。如北宋状元黄裳《瑶池月序》：“因作《云山》《烟波》二行，歌之以《瑶池月》。精严禅老请刻之石，乃书以遗之。”②石刻，是宋代作家“发表”作品的一种重要方式和途径。
石刻传播的途径之一，是朋友同好相互赠送。其次，是过往行人自行拓印、传写。如“大观间，汶阳刘跂斯立亲至泰山绝顶，见碑四面有字，乃模以归”③。
另一重要途径是拓印传卖。宋代石刻，似乎不存在“版权所有”的问题。特别是将文字刻在天然崖壁岩石上的摩崖石刻，任何人都可以“打印”售卖。张耒《读中兴颂碑》就说过“时有游人打碑卖”①。张耒所读的《中兴颂》，就是游人拓印售卖的碑本(“谁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见昏眸开”)。南宋初，胡仔游浯溪，曾以“百钱买”黄庭坚所书《欸乃曲》的“碑本”②，也是游人拓印之本。
至于一般的石碑，按理说，其“版权”应归立石者所有，但石碑多立于户外、野地，游人过客可以随便自行拓印，也就不存在所有权或“专利权”了，最多只是“首印”权。且看范仲淹一则轶事：“范文正守鄱阳，有书生献诗甚工，文正延礼之。书生自言平生未尝饱，天下之至寒饿，无在其右。时盛习欧阳率更字，《荐福寺碑》墨本直千钱，文正为具纸墨打千本，使售于京师。”③很显然，在鄱阳的石刻唐欧阳询《荐福寺碑》，并不是范仲淹或书生所立，只是此碑本一时畅销，因而范仲淹为书生备办纸墨让他拓印千本去汴京售卖，以补无米之炊。
石刻碑本的售价，一般视碑文作者和书法者声名地位的高低而浮动。文莹《湘山野录》卷下曾载，欧阳修早年以省元及第时，文名不高，一篇“新赋”的石刻碑本只卖“两文”钱。而后来成为文坛领袖后，一篇《石曼卿墓志铭》的碑本，被释秘演拿去让“穷民售之”，售价为五百文钱，欧阳修还嫌卖得太便宜，降低了他的身份及其文章的价值④。看来欧阳修比较熟悉碑本的行情市价。他的诗文常被人拿去印卖，有了比价，他才知道并责怪释秘演售价太低。
石刻传播，具有便捷性、可复性、广传性、久延性、传真性与鉴赏性等功能、特点。便捷性，是指石刻印传迅速便利，随要随拓，需要多少可拓多少，读者还可以自行拓印。可复性，是说间隔多年后如拓本失传或破损，仍可据原碑复拓，如原碑磨损或毁坏，则可重新立石续刻。广传性，是指碑本不受空间限制，可传播中外四方。久延性，则是说碑石可永久保存，不像刻板那样容易损坏，即使拓本损坏亡佚，千百年后仍可据原碑复拓，以传无穷。范仲淹《览秀亭》诗：“作诗刻金石，意垂千载休。”①即说明了石刻的久延性特点。
石刻的传真性与鉴赏性，是就入石诗文的书法而言的。入石诗文，有的是由书法名家书写，如欧阳修《醉翁亭记》由苏轼书写入石②，欧阳修的《集古录自序》由大书法家蔡襄书以入石③。这些书法本身都是珍贵的艺术品，因而碑本具有文学艺术和书法艺术的双重价值。而只有石刻才能基本保持书法原作的风神意态(即传真)，这是其他传播媒介无法替代的。当时读者欣赏或临摹同代人和前代人的书法，主要是靠碑帖拓本。因而宋人多喜爱集藏碑帖石本，若干篇汇为一卷，既是文学作品的读本，又是鉴赏、临摹书法的字帖。
石刻，不仅是文学作品的传播媒介，也是书法艺术的载体。由于石刻大量而广泛的传播，宋代“鉴赏之士”、文人雅客收集、整理、研究石刻蔚然成风，并形成一门专门之学——金石学。石刻集文学价值、书法艺术价值和史学价值于一身，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特殊的贡献。
3.题壁
题壁，是作者或“好事者”将自作的或他人的诗词题写在驿壁、馆壁、寺壁、桥梁等建筑物的壁上，供人观览、传抄。
相对雕印、石刻的动态传播而言，题壁是一种静态的传播方式。因为作为信息载体，壁自身不能像雕印本和石刻碑本那样流通传播，只有通过行人的阅读、传抄才能传播，因而题壁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不及雕印与石刻。然而，题壁又是一种免费的、非商品化的、不费功时的传播方式。诗文作者可以在各种建筑物上随意自由地发表作品，而无须刻板工人和刻石工人的刻印，也无需字模、印板、碑石和凿刻工具，有一支笔或其他书写工具就可以了。诗文的接受者不用花钱就可以口诵、心记、笔录。这当然也限制了传播范围，不是亲见就难以读到。
题壁传播，在中唐时代已比较流行。白居易的诗当时已是“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①。到了宋代，题壁更是诗人自由发表作品的园地。只要诗兴一发，就可以题诗于壁，公之于众。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八载，张士逊“性喜山水，宰邵武时，多游僧舍，至则吟哦忘归”。每有吟哦，则题写于壁②。黄升《中兴词话》亦载：“龙溪游子西，赴江西漕试，登酒楼，逢诸少年联座，不知其为文人。酒酣，诸少年题诗于楼壁，旁若无人。子西起借韵，诸子笑之。既而落笔，词意高妙，诸子恍然潜遁。”③诸少年粗通文墨，都敢题诗于壁“发表”，可见当时风尚。
题壁既成为一种固定而普及的传播方式，因此宋代文人每到一处，必留意观览墙上的题诗。周邦彦《浣溪沙》词就说：“下马先寻题壁字，出门闲记榜村名。”而晏殊、黄庭坚也确曾“下马”即寻题壁诗：
晏元献公赴杭州，道过维扬，憩大明寺，瞑目徐行，使侍史诵壁间诗板，戒其勿言爵里姓名，终篇者无几(按，意谓好诗不多，很少有读完全篇的)。又使别诵一诗云：“水调隋宫曲……”徐问之，江都尉王琪诗也。
山谷南还，至南华竹轩，令侍史诵诗板，亦戒勿言爵里姓名。久之，诵一绝云：“不用山僧供张迎……”称叹不已。徐视姓名，曰：“果吾学子葛敏修也。”①
所谓“诵诗板”，即诵读壁上题诗。宋人把墙壁上刷平或刷白供人题诗之处，叫“诗板”。据这二则资料记载，诗人在壁上题诗，一般还要署上自己的爵里姓名。
宋人既有每到一地注意寻诵、传录题壁诗的习惯，于是有些诗人便通过题壁发表作品，以获名家赏识，提高知名度。北宋王琪就是显例。上则资料说晏殊读到王琪的题壁诗后，即“召至同饭，又同步游池上”，大为赏识，“自此辟置，又荐馆职，(王琪)遂跻侍从矣”。秦观早年慕苏轼文名，极想拜见，但无缘认识。于是着意模仿苏轼的笔法风格题诗于苏轼必经的寺壁上，以期得到苏轼的认可赏识。苏轼见诗后，果然大喜，自此秦观与苏轼订交并成名②。
宋人对于壁题诗，很注意保存爱护，以便让更多的人诵读、传抄，尤其是名人的题壁，更备加爱惜，很少有涂擦的。如寇准“游陕府僧舍，各有留题”，当地人将其题壁诗“用碧纱笼护”之③。《耆旧续闻》卷十载陆游在沈园的题壁诗词“淳熙间其壁犹存，好事者以竹木交护之。”但有例外，“无逸尝于黄州关山杏花村馆驿题《江城子》词”，“过者必索笔于馆卒，卒颇以为苦，因以泥涂之”④。这又从反面说明，谢无逸这首词当时是何等引人注目、受人喜爱，也表明宋人喜欢传录题壁诗。
为保存一代文献，宋代诗话、词话和野史笔记的作者，都留心收集、载录题壁诗词，以扩大其传播的范围。宋代有相当数量的诗词，是通过“题壁”发表后由诗话和野史笔记载录下来的。
注释
① 朱弁《曲洧旧闻》卷三第120页,中华书局2002年版。② 《石林避暑录话》卷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③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四引《高斋诗话》第2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④ 《苏轼文集》卷五三第1575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⑤ 《苏轼文集》卷四九《答刘沔都曹书》第142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① 朱弁《曲洧旧闻》卷七第186页,中华书局2002年版。② 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七第134页,上海书店2001年版。③ 第204—205页,中华书局2002年版。④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① 《后汉书》卷六○《蔡邕传》,中华书局点校本。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九元丰二年七月己巳条,中华书局点校本。③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九第3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④ 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三第2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⑤ 《欧阳文忠公集》卷四四《续思颍诗序》,《四部丛刊》本。① 秦观《与黄鲁直简》,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三○第100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② 《全宋词》第380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③ 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卷一三第241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① 《张耒集》卷一三第233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② 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九○《黄庭坚书〈欸乃曲〉》第633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③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八第1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④ 第59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① 《范文正公文集》卷二,《四部丛刊》本。② 《苏轼文集·佚文汇编》卷五《醉翁亭记书后跋》第2549页。③ 欧阳修《归田录》卷二第6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① 元稹《白氏长庆集序》,《白氏长庆集》卷首,《四部丛刊》本。② 第87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③ 《词话丛编》本第21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① 二则俱见《能改斋漫录》卷一一第306—3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② 惠洪《冷斋诗话》卷一第21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宋元笔记小说大观》本。③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六第60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④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第2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