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艺术·宋代音乐舞蹈艺术与文学·音乐繁盛对词的影响

宋代音乐的繁盛，文学家对音乐的喜好并不同程度通晓音律，必然对他们的创作产生影响，这首先值得注意的就是促进了词体文学的发展和兴盛。词是一种音乐文学，它是在隋唐燕乐兴盛的基础上产生的，燕乐新声的大量创制就为词的发展提供了充足条件，这一点宋代较之唐五代更突出。宋代的曲调除了创自教坊或来自民间、域外等外，词人们多通音律，不少能自度曲，因此宋代曲调大盛，新声竞繁。由于音乐的繁盛，曲调不断新创，出于演唱的需要，必然促使词人创作更多的作品与之相配;即使是旧的曲调，适应不同的演出场合，也需要词人不断创作新词。如《避暑录话》卷下载：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柳永在《玉蝴蝶》词中也说到歌女索要歌词的情形：“珊瑚席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要索新词，𣨼人含笑立尊前。 ”苏轼也说到有人乞要歌词，其《水调歌头》序云：“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词稍加隐括，使就声律，以遗之云。”周𪸩《清波杂志》卷五也载：“东坡在黄冈，每用官妓侑觞。群姬持纸乞词，不违其意而与之。”宋人有不少词是在歌筵舞榭间应歌女需要而作的，词人频繁参与这种场合，势必随时作词，这就刺激了词的创作。另外，词一旦被之声腔，就得以迅速流布，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比起传统诗文在小范围的文人圈中传观，其影响不可同日而语。“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就是音乐传布的效果。

词又名“倚声”，词人创作时，多因声以度词，依音乐的曲拍为准度(当然也有先作词，后协以律的)，词的句式结构须与乐曲的节奏旋律相应合，因此词的体制与乐曲的均拍有密切关系。另外，音乐与词维持一种双向互补的辩证关系，音乐加强了词的表现力，使之更能深入人心，而词则使音乐的情调进一步具体化，二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实体。在二者的结合中，一般来说词情须与声情相吻合。某种情调的音乐要求与之相同或相近情调的词相配合，反过来说，某种情调的词也要求相同或相近情调的音乐相配合。那么，宋代音乐，特别是那种在歌筵舞榭之间演奏的音乐主要是怎样的旋律和情调呢?

由于宋代音乐早已消逝，仅存的一点音谱至今尚未能完全破译，因此我们现在实际上不能听到一首真正的宋人乐曲，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困难。不过从现存的文献资料上，我们对宋代音乐还是可以知其大概的。

沈曾植《菌阁琐谈》云：“五代之词促数，北宋盛时啴缓，皆缘燕乐音节蜕变而然，即其词可悬想其缠拍。”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现存的词想见其音乐。唐五代词多小令，北宋自柳永以后慢词大增，词体的这种变化就表现了音乐由五代的“促数”向宋代的“啴缓”的变化，因此词体的变化从根本上来说乃与宋代燕乐新声的特征有关。

另外，就情调而言，宋词“清切婉丽”的总体风格，其形成与当时音乐亦有相当的关系。王灼《碧鸡漫志》卷一云：“古人善歌得名，不择男女……今人独重女音，不复问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词，亦尚婉媚。”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还作词嘲笑一位善歌唱的老翁，说是“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南宋后期刘克庄《翁应星乐府序》也说：“长短句当使雪儿、啭春莺辈可歌，方是本色。”人们“独重女音”，最欣赏“语娇声颤，字如贯珠”的歌唱，歌筵舞席上的演唱者必须是妙龄美女。与这种社会风俗和审美心理相适应，当时流行音乐的情况，正如程大昌《演繁露》卷九所说：“凡今世歌曲，比古郑卫，又为淫靡。”因此倚其声而作词，词情与声情相合，词自然大多产生“清切婉丽”的倾向。不仅宋初的晏殊、柳永、欧阳修等如此，即使被称为“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的苏轼，他的词也有不少是婉约的，如宋翔凤所说：“其词恣亵，何减耆卿……亦风会使然也。”“山谷词尤俚绝，不类其诗，亦欲便歌也。”(宋翔凤〈乐府余论〉)宋词中尽管有豪放之作，但宋词总的来说“多绮语”，“以清切婉丽为宗”。这种倾向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从词与音乐的关系来考虑，当时“重女音”，适应女性角色演唱的需要，当是一个重要原因。燕乐新声所具有的艺术情调往往直接影响与之密切关联的词体文学，这应该说是没有疑问的。当然，从更广的视野来看，音乐和文学共同出现的这种倾向，是当时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的产物，是自中唐开始至宋而大盛的追求感官享受的世俗审美风气的一种表现。

宋词高度繁荣，终致成为一代之文学，宋词体制、情调特征的形成，宋词的发展演变，都与当时的音乐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