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文学传统·宋词与文学传统·唐五代词的传统
唐五代词可以说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男女情爱的内容，二是香艳柔婉的风格，三是小令的体制。这三个特点，小令体制，终宋之世(乃至当今)绵延未绝，毋庸多言。我们只对其他两个方面，略作讨论。
(一)题材
就词的题材和内容而言，唐五代词的题材主要是以女性为中心，着力描绘女性的容貌与心态，写“绮筵公子”与“绣幌佳人”的男欢女爱。再广一些，就是写各色男女的两情相悦，离思别怨。就连“百代词曲之祖”——托名李白的两首《忆秦娥》和《菩萨蛮》也写的是闺情别怨。就民间词而言，虽然题材远较文人词多样，但仍是以“言闺情及花柳者”居多，这方面的作品，几占现存《敦煌曲子词集》全部作品的一半，而《云谣集》“收词30首，其中28首是以女性为描写对象，表现男女之间的性爱”(王兆鹏《唐宋词史论》第131页)。
到了宋代，北宋前期的一些代表性词人如晏殊、欧阳修等人，其词作内容大都不出男欢女爱，离情别绪;晏几道虽然所处时代较大晏和欧阳修稍晚一些，但其作品更是以写离情别恨为专利;至于柳永，则大写特写男欢女爱与离情别意，而且更多地写市井阶层人们的男女之情。有论者指出：“晏殊、欧阳修等基本上是沿着冯延巳的创作方向发展的，而柳永则以民间词为学习对象而走上词的创作道路。”①这一论断用于评价他们的词风及创作方法当更有意义，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他们都继承了唐五代词(不管是文人词还是民间词)的题材传统。
当然，宋初文人之所以自觉地继承唐五代文人描绘女性、描写男女恋情这一题材传统，文学的惯性自然是最直接的原因。他们所接触到的作品是这种样子，他们也自然地照着这种样子来写，这是极其自然的事情。此外，还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或者说有着特殊的社会原因。赵宋王朝建国以后，为了巩固皇室的宝座，鼓励、倡导大臣们去追逐个人享乐，“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于是，上行而下效，在全社会形成了一种纵情声色、歌舞享乐的风气。而词作正是人们在筵席欢娱之时要听的歌词，适应这种背景与需要，词作的内容自然是要歌咏女性、写男欢女爱了。所以，夏承焘先生论词绝句称“陈桥驿下有词源”①，实是慧眼独具的不易之论。
北宋中期以后，由于苏轼等人的努力，从题材方面讲，词逐渐摆脱了“艳科”的藩篱，不再以女性为最主要的吟咏对象，不再以描写男欢女爱为近乎唯一的题材，不过，描写男女恋情、离思别怨的作品依然源源不断，依旧是主流题材之一，只是格调上不再像以前那样绮靡香艳，而且在宋代文学作品中，此类内容主要在词作中表现(较少在诗、更少在文中表现)。这是因为，两性相悦乃是人的本能，离思别怨乃是人之常情，而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承平时期一哪怕是表面上的承平)人们总是追求一种享乐的生活，需要吟咏男女之情。而这种题材之所以主要在词体中来表现，则不能不说是因为唐五代文人留给后人的传统，即“诗庄词媚”、“诗言志，词缘情”的传统。因而，不仅一些“婉约”词人在作品中大写特写离情别怨;“豪放”词人如苏东坡，词集中也多有此类内容，连普通寻常的杨花在他的笔下也成了一个多情善感的思妇，那么缱绻，那么缠绵(《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即使英雄词人辛稼轩，其《祝英台近·晚春》等篇什又是何等的旖旎缠绵，何等的儿女情长! 这实在不能不说是词的传统所致。
这种传统的影响，甚至在词逐渐被文人“雅化”之后，一些并不“雅”的内容也并未绝迹。如有些作品专写女人的某种娇慵之态甚至女性的某一部位或肢体，这当然是直接沿袭了温庭筠等人专以女性为描绘对象的传统。温庭筠的词作中如“鬓云欲度香腮雪”这样的句子早已广泛流播，流风所及，不仅北宋如欧阳修、柳永、周邦彦等人有类似的篇章或词句;一直到南宋，还有如刘过两首《沁园春》专咏美人足、美人指甲，曾被许多人称为“工丽”(张炎《词源》卷下)、“纤丽可爱”(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五)、“可谓细腻风光”(叶申乡《本事词》卷下)，实则其写作技艺虽然细腻精致，而从内容方面讲却充满了低级趣味，实是“词中最下品”(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1)。
唐五代词中，有一类题材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却为后世开了一个传统，这就是隐逸词。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描绘了一幅由流水、桃花、白鹭、鳜鱼等意象组成的优美意境，勾勒出一位“青箬笠，绿蓑衣”的隐者悠悠然的形象，深得文人之喜爱，遂开后世山水隐逸一派。西蜀词人李珣、孙光宪等都有同类题材的作品。在宋代，朱敦儒、向子、苏庠、杨无咎、周紫芝等人都曾写了数量不少的隐逸词，虽然其意境始终不如《渔歌子》之纯净优美，但事实上是形成了一个前后承继的隐逸词的传统。
宋代的词人接受、继承了唐五代词，但又有革新，有创造，有发展。其实这些革新创造有许多也都能在唐五代词中找到源头。如农村词，苏轼徐州任上所写的5首《浣溪纱》曾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注意，有论者高度评价苏轼对此题材的 “创新”、“开拓”之功。至后世，稼轩等人更是写了大量的农村题材的词作，清新优美，淳朴自然，令人叹赏。其实早在晚唐五代，此类题材就有人写了。如孙光宪，他的《风流子》(茅舍槿篱溪曲)，其意象，其情景，其意境，其风致，与苏轼徐州所写的《浣溪纱》何其相似! 我们不能不说这其间有着影响与继承的关系。再如边塞题材的作品，唐五代词人如戴叔伦《调笑令》(边草)、韦应物《调笑》(胡马)、牛峤《定西蕃》(紫塞月明千里)、孙光宪《定西蕃》(鸡禄山前游骑)等，都较早地赋予了词体一种广阔的背景以及刚劲豪迈之气。到了宋代，寇准的《阳关引》(塞草烟光阔)、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比较早地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注入了新的内容，此后众多的爱国豪放词更是这一传统的延续。
甚至在我们平日不甚经意的方面，其实也有着对唐五代词的继承。试看这样一首词：“乘彩舫，过莲塘，棹歌惊起睡鸳鸯。游女带香偎伴笑，争窈窕，竞折团荷遮晚照。”这是花间词人李珣写的一首《南乡子》。我们在李清照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等作品中，不是能很清楚地看到它的影子么?
(二)风格
就风格而言，温庭筠词的风格公认的是“秾艳香软”①。而以他为领袖和代表的“花间词人”则实实在在地开辟了所谓“词为艳科”、“诗庄词媚”的先河。之后五代其他一些有典型意义的代表词人如冯延巳、李煜等，虽然其词风并不相同，但有几个共同点，就是：香艳、柔婉、感伤，亦不乏疏淡之作(如韦庄)。
与题材内容方面的承传一样，北宋初期的词坛，也基本上是承传了晚唐五代柔、软、婉的词风，所不同的是，词人们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向“雅”的方面发展。代表性词人如晏殊、欧阳修，其作品或珠圆玉润，或蕴藉深婉，或清新雅丽，总之，格调是背离“香艳”而趋于文雅了。这固然是因为他们饱读诗书，身居高位(或为政坛领袖，或为文坛盟主)，因而在创作观念上有意识地避艳俗而尚文雅，晏殊对柳永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张舜民《画墁录》)，就是明证。
然而，北宋词人们毕竟身处歌舞享乐、“浅斟低唱”的社会氛围之中，面对的是日趋繁荣的都市生活，再加之他们作品的内容多写男女恋情，创作环境也多在酒席宴会的场合，这就使其作品总是无法摆脱软绵绵的格调。晏殊的许多词句，往往难免有点“香艳”之嫌;即使他的名作如《清平乐》(金风细细)、《踏莎行》(小径红稀)等篇，也总是在温润深婉之中给人一种旖旎柔软的感觉。至于欧阳修，与其词作内容雅俗并存的情况相对应，许多作品充盈着浓郁的香艳的色彩，如《惜芳时》(困倚兰台翠云亸)《临江仙》(柳外轻雷池上雨)《醉蓬莱》(见羞容敛翠)诸篇，其俗其艳，比之柳七，毫不逊色。
与晏、欧相对的柳永，更是俗词的代表。他的许多作品，如为晏殊所讥讽的《定风波》(自春来)之类，自是“香艳”的代表，其他许多词作，也不离“柔”、“软”的路子。
稍后，小令圣手晏几道的词作则是凄迷感伤，深婉之至。从风格上说，亦不出这一范围。
苏轼之后，词的内容、写法、风格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就主流风格而言，雅化的趋势越来越占上风，但仍然不离柔、软、婉的路子。不唯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吴文英等人如此，就连“豪放”如东坡、稼轩、龙川、龙洲等人，其词集中也多是(甚至大都是)柔婉的作品，间或亦有“香艳”之作。在苏轼时代，他就亲口责备秦观“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并举出了“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的例证。而终宋之世，此类作品，不时出现，终未绝迹，恰如一缕不散的幽魂。
从更广的视野看，“雅”本身也属于柔婉一路，无论是骚雅还是醇雅，都是与粗豪相对立的，也就是说，宋词始终是拒粗豪而趋柔婉的。这不能不说是对唐五代之传统风格的继承与延续。
注释
① 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① 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而只比温庭筠晚生几十年的孙光宪在其《北梦琐言》中也早就指出温词的特点是“香而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