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的内容·宋代辞赋及四六文·宋代辞赋的艺术特色

宋代辞赋在艺术创造方面也展现出不同于前代的新特点。

第一，与汉赋长于铺叙体物、魏晋六朝赋长于抒情不同，宋代辞赋长于议论说理，思想深邃，富于理趣。前人称“宋元赋好作议论”(浦铣《复小斋赋话》卷上)，宋赋“专尚于理而遂略于辞昧于情”(祝尧《古赋辨体》卷八)，都指出了这一特点。梁周翰《五凤楼赋》、张咏《声赋》、苏轼《屈原庙赋》、崔公度《感山赋》、狄遵度《凿二江赋》等，均说理透辟，议论剀切。有些赋虽以铺叙、描写为主，但主旨在于寄托某种理趣，如苏轼前、后《赤壁赋》，表面上看是写山水，实际上是议论人生哲理。张耒《问双棠赋》，《历代赋汇》卷一二五归入花果类，然作者却较少描写海棠的色香体姿，旨在通过自己与陈州海棠的离合经历，生发人不如物的人生感慨，所谓“惟得与失，相寻无极”，“棠得其居”，“我行世间”。有些辞赋通篇议论，如司马光《交趾献奇兽赋》、邵雍《洛阳怀古赋》、王回《爱人赋》、刘子翚《溽暑赋》等，或表达政治见解，或演绎哲学道理，其文学意义并不太大。宋赋的这一弊病曾遭到后人的激烈批评。祝尧《古赋辨体》卷八序云：“赋之本义当直述其事，何尝专以论理为体邪?以论理为体，则是一片之文但押几个韵尔，赋于何有?”

第二，宋人变晋、唐之浮靡轻佻，而以才学为赋。“赋兼才学”，作赋既要博学，又需才情，所以“汉人作赋，必读万卷书”(谢榛《四溟诗话》卷二)，袁枚曾讥汉大赋可“当类书”读，汉人的这种功夫，唐人望尘莫及，宋人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宋初孙何认为，“诗赋之制，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观其命句，可以见学殖之深浅;赜其构思，可以见器业之小大(沈作喆《寓简》卷五引)。” 叶梦得也说： “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石林燕语》卷八)宋人通经学古，故以学为赋，主要表现在以经史或其他相关知识为赋方面，而不是堆砌典故，卖弄词藻。王禹偁《尺蠖赋》在制题上远承鲍照、东方虬同题之作，赋以《易·系辞下》“尺蠖之屈，以求伸也”为韵，亦以二句为全赋之主旨，阐释以屈求伸，以退为进的辩证道理。有学者指出，宋赋中仅以《易》义命题的赋就有田锡《圣德合天地赋》、范仲淹《易兼三材赋》及高似孙《读〈易〉赋》等二十余篇^①。以史为赋，如田锡《鄂公夺稍赋》取材于《旧唐书·尉迟敬德传》，陆游《丰城剑赋》取材于《晋书·张华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载，宋代杨钧撰《鲁史分门属类赋》3卷，“以左氏事类，分十门，各为律赋一篇”，惜乎已佚。宋初吴淑作《事类赋》百篇以献太宗，保存了大量学术资料;又“献《九弦琴五弦阮颂》，太宗赏其学问优博”(《宋史》本传)。其他如郑獬《圆丘象天赋》及苏颂《历者天地之大纪赋》、葛长庚《金丹赋》及洪咨夔《大冶赋》等皆为学人之赋。

第三，宋赋语言清新流畅、简省质朴，这种风格经历了一个由重藻饰向尚平易的转变过程。宋初梁周翰、徐铉、田锡、晏殊、杨亿、钱惟演等人，其赋上承五代之风，颇重文采，律赋尤重藻饰。李调元《赋话》卷五评田锡《晓莺赋》、文彦博《雁字赋》及范仲淹《天骥呈才赋》“犹有唐人遗意”，评田锡《雁阵赋》“妍辞腻旨，不让唐人”。至欧阳修时期，赋体语言变为清淡雅洁，渐趋平易，苏轼与及门弟子又大倡其风，宋赋语言便呈现出清新流畅、简省质朴的清淡之美，迥乎不同于前代辞赋尤其是汉赋语言之艰深华丽，好用僻字。《赋话》卷五说：“大略国初诸子，矩矱犹存，天圣、明道以来，专尚理趣，文采不赡，衷诸丽则之旨，固当俯让唐贤，而气盛于辞，汪洋恣肆，亦能上掩前哲。”如邢居实《秋风三叠寄秦少游》抒其思友之情，言词通俗清丽，朱熹认为“神会天出，如不经意，而无一字作今人语”。周汝昌说杨万里《浯溪赋》“风格是承袭北宋欧苏一脉，以散势行韵文，韵脚多隐藏在句尾虚字之上，读去使人不易察觉，非常流利自然”^①。

第四，宋赋句式多骈句与散句交错，整齐中富有变化。赋之体制，要求对偶精切，宋初骈赋、律赋的要求更严，但随着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展开，尤其是欧、苏等人革新文风，倡扬长短不齐的古文句式，赋中不仅出现了文赋，就连骈赋、律赋、骚赋等亦受此影响，使宋赋句式整齐而富有变化，杂言骈句并行。尤其是文赋、骚赋以散体为主，辅以骈偶，对偶句与散句交错，骈散错落，加上用韵的变化，使之抑扬顿挫，声调和谐，体现出赋体文学内在的韵律之美。再者，宋赋多长联，有时甚至联中有联。这是宋赋的突出特点，也是宋赋具有审美特性的重要表现。

第五，宋赋制题、立意与结构布局多在模拟前人的基础上创新。如黄庭坚“《跛奚移文》拟王子渊(褒)《僮约》，皆极文章之妙”(《容斋续笔》卷一五);李纲模仿杜牧《阿房宫赋》“作《述楼赋》”(浦铣《复小斋赋话》卷下)，其律赋专仿苏轼而“青出于蓝”(李调元《赋话》卷五)。其他如赵湘《姑苏台赋》模仿杜牧《阿房宫赋》，王十朋《会稽风俗赋》模仿柳宗元《晋问》，皆有其创新处。宋人也用“反类尊体”法实现创新。李涂《文章精义》说：“文字有反类尊题者，子瞻《秋阳赋》，先说夏潦之可忧，却说秋阳之可喜，绝妙。若出《文选》诸人手，则通篇说秋阳，渐无余味矣。”崔敦礼仿扬雄《逐贫》、韩愈《送穷》而作《留穷》，劝穷鬼不要“舍我而他之”，“厄穷相随，贫贱相守”。宋赋中的这种“反类尊体”现象，与宋赋在立意与布局上模拟前人，可谓相反相成，从不同方面说明了宋赋与前代辞赋割舍不断的渊源关系。在制题上，李纲模拟之篇最多，其《幽兰赋》《荔枝赋》《梅花赋》分别模拟杨炯、张九龄、宋璟同题之作;《秋色赋》拟潘岳《秋兴赋》及刘禹锡《秋声赋》;其《拟骚赋》《续远游赋》，拟屈原《离骚》与《远游》。正是这个原因，宋赋同题之作甚多，如朱熹、李纲及姚勉均有《梅花赋》，苏辙、文同、张耒均有《超然台赋》，张耒、唐庚、邢居实、李纲均有《南征赋》，王安石、梅尧臣及王资深均有《思归赋》，李纲、朱熹及杨万里均有《梅花赋》，苏轼、张耒及张栻均有《后杞菊赋》，文同、陈普及李纲均有《莲花赋》。至于宋人与前代辞赋的同题之作更是不胜枚举。

注释

① 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第121页,中华书局2001年版。① 周汝昌《杨万里选集》第25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