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合内外琐言》简介|鉴赏

文言小说集。清屠绅(1744—1801)撰，参见附录小传。原名《琐蛣杂记》，十二卷，署竹易山石道人撰，有吴锡麒(署姬金麟)叙，初版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更名《六合内外琐言》后，二十卷，署黍馀裔孙编。有石渠阁刻本，申报馆、国学扶轮社、广益书局、大达图书供应社等印本。全书一百六十五篇，篇后各有评语一至二则。参加作评的有数十人之多，多为当时的学者名流，如洪亮吉等。其中还有一些满族文人，如曾为《夜谭随录》作评的兰岩(恭泰)等。

本书是一部才学之作，是供文化程度较高的人阅读的作品。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本书“故作奇崛奥衍之辞，伏藏讽喻，其体式为在先作家所未尝试，而意浅薄”。大体上把握了本书的某些艺术特点，并看出了其独创性。但评价未尽公允。倒是清人陆祁生的哀屠绅诗“游戏文章都奥衍，猖狂意气是酸辛”等句，道出了书中的“猖狂”、 “辛酸”的意味。所谓“奇崛奥衍”的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本书多非一般的故事体或记传体的传奇小说，而是一种出以鬼神怪诞方式的隐喻、象征小说。其形象和情节，往往别有含义，不能使人一目了然。如《海市舶》写一个人在东海鳌背上生活了数十年，受尽了颠簸惊恐之苦。作者的用意不是要写一篇什么海上奇谈，而是隐喻宦海风波。(二)本书具有“衍古”性， 喜好用典，所写的人物和情节往往是由前代故事生发出来的。所用的典故，不仅出经史子集等书，还有许多来自上古神话、晋唐小说，以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等。读这种小说是需要某些准备知识的。如《烛光爱主》篇，就由唐代著名小说家沈亚之推想，杜撰出沈先之这样一个人物，让他与上古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来往，并涉及到沈亚之本人小说中的某些人物和情节。 (三)书中的形象系列，虽仍属于志怪、传奇小说范畴，但多师心独创，不落前人窠臼，也较少掇拾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故事情节，因而更加显得荒诞离奇，匪夷所思。如《相思子》用枸杞精隐喻某些好色之徒，是由中药枸杞子的滋补、壮阳等药性生发出来的，又因枸、狗同音，便使其形亦人亦狗。这就把韩愈《毛颖传》之类的拟传小说与志怪、传奇融合为一，使人耳目一新。 (四)本书语言经过认真的锤炼和筛选，“文学性”或“陌生化”程度较高，一般行文用的是较为标准的古文，比其它文言小说显得艰深。更有甚者，有时还用《尚书》式的或玄学式的语言，而且喜用生典僻典，由于行文中藏头露尾，拐弯抹角，即使“熟典”也变得生僻了。如称淮泗水怪无支祁为祁氏，一般地说，不熟唐人小说的人是不大了解无支祁的来龙去脉的，也就更难弄清其譬喻意义了。以上这些特点，在前人的文言小说中虽然也出现过，但不象本书表现得这样集中，全面、鲜明。这反映了作者在艺术追求上的独创性和探索精神。 这种追求，既有所得，也有所失，是薰莸杂陈的，对不同的人其客观效果也不同。从总体上看，可能给人以一种怪诞而又朦胧的艺术感受。乍一寓目，也许会觉得佶屈聱牙，不知所云。但只要仔细披读，也还不难明白并有所获益。特别是某些内容较为深刻的作品，还颇耐玩味。至于本书内容也并非都是浅薄无聊的，所提出的许多问题是值得注意的，其总的倾向在当时也是进步的。

从总体上看，本书并非一般的讽喻、劝惩之作，而实在是一部关心国运民生、伤时骂世、指奸责佞的孤愤之作。书中的大多数作品触及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着的各种各样的黑暗腐朽现象，对贪官污吏尤多指斥。这种指斥，主要集中在贪、酷、淫等几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没落和道德沦丧，及其对人民造成的严重危害。 《蛇首人》写一个洲岛本是龙伯(隐喻某种主子)别墅，这里的居民都是蛇首人身，长官为鱼头丈人(隐喻贪官酷吏)。这个丈人能够飞行无迹，以蛇民之血为食。 《呕白痰》写一个由乌贼鱼转生的赃官太守党有得(本姓尚，冒姓党，尚字加黑字为党字，隐喻结党贪墨)，对民众征求无度，搒掠不时。并动用政治权力，指使县令等人通过“贸易”为其重利盘剥， “鬻盐利二倍，粜谷利三倍”。他的这些活动，都得到上司的保护。乌贼本吐墨汁，但他临死时却呕白痰数升，这是白银所化。他赋诗自述云： “曾是前身吐墨鱼，不遭墨辟快何如，白银化作白痰吐，生死无忘货殖书。” 《两小人》写饕餮神(身材巨大，食量非凡，隐喻赃官)，与民争食，甚至通过强盗“绑架”的方式，搜刮民脂民膏。他的两个走卒坦白说：“饕餮神多逋负(谓欠债)，天门诸灵官(隐喻中央衙门)索物急，故吾两人为设法多取也。”《蔚夫人》写陈后主(南朝亡国之君，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影射)奢侈靡费，几乎将岭南的财宝搜刮殆尽。美人张丽华要吃新鲜豹胎，需烹熟后，用能够防腐的阴沉木盛装，由岭南飞速送往金陵。从此阴沉木绝种。淫乐就是一切，国计民生对他们来说是不在话下的。象这样的隐喻、象征式的描写，在书中俯拾即是。不管其形式是多么荒唐无稽，其命意所在是完全可以把握的。对于这样的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民众是不可能长期忍受下去的。一般说来，作者对民众反抗个别贪官污吏的斗争是支持的，至于旨在反抗整个封建统治的人民起义，作者则是反对的。但某些描写这类事件的篇章，也不乏某些客观的合理内容。《万人塚》写当时著名的王伦(书中作汪仑)起义，其结局是这样写的：起义军被围困在一座佛寺中，官军统帅命“纵火焚之，俱为煨烬。有胁从者，逼于河，皆死，名其寺曰‘万人塚’，名其河曰‘万人渠’。”最后，这个统帅叹息泣下说：“吾以王师四征久矣，杀人无如齐人多者。呜呼!天下承平日久，燎原作孽，苍赤几无孑遗。齐人之劫也，于统军何尤!”在这里，作者对起义人民的悲惨结局，是抱有一定的同情态度的。《十卷书》写福建人民起义事。起义者只杀赃官，不杀清官。清军官员中有一名叫田云的人得到黄须人送给的“十卷书”。其中有这样词句： “官嗜番(指当地人民)钱，须不爱官。 官畏番刀，须不爱钱。”又说： “褓民者，民以身为之褓。肉民者，民以齿决其肉。”黄须人还说： “夫兵唯圣人在上始可用，儒臣在下始能用。子不患无官，患有官而以羊豕自居(谓贪酷)，卒为人屠也。不患无兵柄， (患)兵柄在手而不能制武人，使多戮伤，奸生德，亦卒为人缚也”。这里指出了“官逼民反”的道理，并认为贪官污吏遭到人民群众的惩处是罪有应得，对清军大肆屠杀人民也颇有微词。对人民起义敢于这样落笔的，在当时实属罕见。

作者宦海浮沉，对于大清王朝盛极而衰、人民生计日窘、阶级斗争日趋尖锐这样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是有深切感受的。出于对国家前途、人民疾苦的关切，在书中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书中经常写到的旱荒、水患往往有隐喻时局之意。 《秋心亭》写的就是一个“愁”字。开篇说： “杞人吴小重，水神也。其上世皆读《离骚经》，而得其幽怨之旨。”这里， “杞人”自然使人联想到“杞人忧天”的故事， “水神”则与水患有关(见下)。接着，又连续写到周文王、左邱明、屈原、宋玉、司马迁、贾谊、李贺等有名的因穷愁孤愤而著书的历史人物，而以屈原、李贺为中心。书中奉《离骚》为经典，并明白指出《离骚》的精神源于《周易》 (据载， 《周易》是文王被殷人拘于羑里时所著)的忧患意识。这里的“愁”，显然是一种政治上的愤懑情绪，而不是那种“对花洒泪， 见月伤怀”的狭隘的个人情感。 《有鬼论》写七品官江其相忧国忧民的故事。他著《有鬼论》实际是指斥社会黑暗势力。他在任上，“所在为人民捍患”，病中与人谈论皆经济(谓经世济民)语。人民称其为“家翁”。但因“性情狷急”而遭到上司的排挤。“时黄淮塞流，贡艘不渡。其相临河慷慨泣下，曰： ‘江某七品秩耳，如有利于河渠， 死且不恨。’”死后，果然成了水神。这里，实际上也表达了作者自己的情绪和抱负。联系本篇，那些写旱魃、水怪扬威肆虐的篇章，如《父命命》、 《铸镜叟》等，就更容易理解了。 《铸镜叟》写水怪为害，而这些水怪实为王敦、苏峻之流转化的，他们都是东晋时代拥重兵、扰乱天下的乱臣贼子。水怪声称： “南唐亦东晋也，吾辈不出，如劫灰何!”东晋、南唐都是腐朽王朝的末世。这里，可以认为这是作者对大清王朝时局的一种感受。 《父命命》则从正面写水土之神捍御水患的斗争。以上， 作者的抨击、感受和追求，与当时社会上要求某种社会改良的“经世致用”等思潮是一致的，是一种进步倾向。至于作者的社会理想则是很模糊的，并没有超出封建制度的樊篱。 《老县正》写了一个幸福友爱的蝴蝶国，这不过是一种世外桃源式的乌托邦幻想。

本书问世后毁誉不一。晚清著名文学家谭献(1832—1901)，在评定乾嘉以来文言小说的次第时，曾将本书列为第一。“五四”以后，有些学者则持否定态度。郑振铎就曾指责本书“怪诞无聊”。这是用通俗小说的标准来衡量隐喻、象征体的文言小说，实在是一种误会。不管人们怎样评断，以下事实是无法否认的：本书上承唐人《玄怪录》、 《纂异记》等书“作意好奇”的传统，并有所发展，而且对后来的创作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蕉轩摭录》、《涂说》、 《夜雨秋灯录》《浇愁集》等等，都与本书一脉相承。本书的某些内容，在《夜雨秋灯录》等书中已成为“典故”。从这些作品的倾向看，其总的影响是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