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称《孙子》、《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我国最早的一部兵书。春秋时期孙武著。《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又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汉书·艺文志》记载：“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八十二篇中有一部分散佚了，其余有十三篇保存至今。注释本有：曹操等的《孙子十家注》、刘寅的《孙武子直解》、朱墉的《孙子汇解》、杨炳安的《孙子集校》、郭化若的《孙子今译》等。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革，兼并战争也十分激烈，一些诸侯国家为了扩大领土，发动大规模的兼并战争。随着兼并战争不断扩大，各国之间战争时的兵力逐渐增多，战争规模日益扩大。适应这种战争情况，产生一批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他们亲自参加并指挥一些重大的战役，总结了战争经验，制定了各种战略战术，探讨了有关战争规律。《孙子兵法》正是这种长期战争的产物。

《孙子兵法》的主要思想，就是在总结了春秋时期的战争经验和战争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它的军事理论和学说。它强调指挥战争要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不能从主观的臆测出发，要根据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来决定进攻或退却。它提出“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这就是说，指挥战争的关键在于了解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决定对策。认为决定战争胜负有“五事”和“七计”。所谓“五事”，即道(政治条件)、天(天时)、地(地利)、将(将帅)、法(各种规章制度)。“七计”，就是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不仅要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还要了解天时、地利的客观条件，只有各种条件都了解清楚，胜利才能有把握，这包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还提出在战争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强调要力争战争的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就是说，使敌人不知我方的情况，无法对我方进行有效的进攻或防守。同时还主张研究战争必须考虑利害两个方面，说“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注意到利的方面，就可以增强胜利的信心，注意到不利方面，就可以避免战争的损失。认为既要看到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利的一面，“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并提出一系列矛盾对立的范畴。如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进退、治乱、虚实、勇怯等。指出这些矛盾着的对立面可以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而后生”。主张利用敌人的弱点取得胜利，“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把敌人由众变寡，由强变弱，由优势转化为劣势。认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些观点，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孙子兵法》在军事战争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我国古代一部最杰出的军事著作，总结了战争的经验，创立了科学的理论。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毛泽东选集》第458页)它对后来影响很大，受到国内外的推崇。但是，虽然总结了战争规律，可是没有从阶级观点分析战争的实质，没有区别进步的正义战争和反动的非正义战争，看不到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而过分强调了将帅的决定作用，宣扬了英雄史观。这是它的历史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