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乐曲表达的思想感情必然不同。一首节奏紧凑、曲调高昂、音律起伏跳跃的乐曲跟一首节奏舒缓、曲调恬穆、音律平稳庄严的乐曲，毫无疑问会引起人们不同的感受。词的乐曲当具有同样的功能。

最早选择词的形式来表情寄意的诗人，大多是懂得些乐理的。那时，曲子还在，他们可以吟唱品味，选择最适宜于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曲调来填词；会制曲的诗人，当然更可以根据词的内容来创作新曲。

“经唐末五代之乱，乐工四散，唐代遗曲大抵灭亡。”留下的乐曲日益减少，而宋以后填词的人越来越多，大多数人只依前人词句格式照填下去。那么，宋以后不懂音乐的词人选择词调是否就完全是随意而为的呢？也不是。就多数词看，词人择调还是有一定的原则的。

(1)根据唐宋人对某调的音律和感情色彩的描绘来择调。例如《何满子》，白居易说它“从头便是断肠声”，元稹说它“下调哀音歌愤懑”，张祜说它“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乐府诗集》《碧鸡漫志》对此调的来历和特色也都有过生动的记述，可见《何满子》是一支悲凉凄怨的哀曲。再如《六州歌头》，宋程大昌《演繁露》说：“《六州歌头》本鼓吹曲也，近世好事者倚其声为吊古词，音调悲壮，又以古兴亡事实文之，闻其歌，使人慷慨，良不与艳词同科。”可见它很适合表达苍凉悲壮的感情。后世词人看到这些描述，自然一般不再用它来表达欢快的内容了。其他如《雨霖钤》缠绵哀怨，《六么》欢快爽利，白居易《乐世》：“管急弦繁拍渐稠，绿腰宛转曲终头。诚知乐世声声乐，老病人听未免愁。”《霓裳中序第一》音节闲雅等，词人择调不会不加考虑。

(2)根据唐宋著名词人同一词调的大多数作品进行概括、分析，可以推知原曲适合表达何种思想感情。例如《满江红》，宋人名作多半表达雄浑悲壮之情。如苏轼《满江红》“江汉西来”、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等。辛弃疾有三十四首《满江红》存世，绝大多数表达的是一种激越苍郁的感情。即使写相思离别之情如“敲碎离愁，纱窗外，风摇翠竹”一首，也不像其他词调同类作品那样缠绵凄婉。可见这支曲子必然雄壮有力，适宜表现豪迈激昂的感情。对比起来，《鹧鸪天》就较适宜于表现细腻婉约的情调。不但李煜、晏殊、晏几道等词风秀俊的词人，就是苏轼、辛弃疾一派豪放词人，他们所作的《鹧鸪天》也与他们的《满江红》《念奴娇》《沁园春》等情味大不相同。辛弃疾有六十三首《鹧鸪天》存世，多数是比较细腻妩媚和婉约的，如：

晚日寒鸦一片愁。柳塘新绿却温柔。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肠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红楼。情知已被山遮断，频倚栏干不自由。

至于宋以后词人自制的曲调，只要分析最初一首词的内容、情调，就可以约略知道它适宜表现什么感情了。

(3)根据词调格律，如句子的长短、字声的舒促、韵脚的疏密、平韵、仄韵等，有经验的人也可以大致推知原调的感情色彩。一般说来，句子较短，韵脚较密，所用的韵或急促(如入声十五、十六部等)或响亮(如平声一、二部等)的词调，大多悲壮、激昂；反之，长句较多，用韵较疏，所用韵较为细弱或低沉的(如三部、十三部、十九部等)，情调就会比较低回悲凉一些。除此之外，元周德清《中原音韵》曾就元曲所用六宫十一调加以分析，指出“正宫，惆怅雄壮”，“小石，旖旎悠扬”，“商角，悲伤婉转”，“大石，风流蕴藉”等。词调的长短也是填词择调的因素，短篇易于抒情，长篇适于铺叙。

我们今天在阅读和欣赏古人词作的时候，还须注意切不可“望牌生意”。古人择调是不受词牌名称制约的。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并不娇媚；辛弃疾《沁园春》(送赵景明知县东归)写的却是秋景，他用《好事近》写“和泪唱阳关”，用《归朝欢》写“病怯残年频自卜”、那里有什么“好事”“欢乐”？至于《千秋岁》《寿楼春》光看名儿似乎是祝福长寿的，其实音调悲怆，古人多用于悼亡。用之不当，则会让人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