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犯罪为何如此冷酷
女性犯罪者一般文化程度较低、收入低，并且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较低，属于典型的弱势群体，在特定状况下，这些因素致使其从受害人变成残害他人的人。
——女性犯罪多数是被动和无知的结果
女性是柔弱的，甚至应该是娇贵的。面对残酷的犯罪事实，我们不得不惊叹于她们的转变。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女性的冷酷，经历了什么样的心理煎熬使她们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王晓梅和张建刚的15年结婚史就是15年的家庭暴力史。
张建刚是个泥瓦匠，平时和村里人一起在外打零工维持生计。他脾气暴躁，经常因小事和人吵架，甚至大打出手。在家里他也频频大发脾气，一生气就打老婆和孩子。每个月总有七八回打得妻子跪地求饶才肯罢休，做菜淡了、没马上添酒、衣服不在手边等都是被打的原因。
起初王晓梅求助于公婆，公婆总训斥她没有伺候好他们的儿子。在他们看来，媳妇就该做牛做马而且要无怨无悔。王晓梅心里充满了愤恨，她要靠自己跳出苦海。
有一天趁着张建刚喝得烂醉如泥，王晓梅举起了沉重的榔头……
“我是被逼的”——面对审讯，王晓梅一直重复着这句话。
女性认为自己体力较弱，不敢和丈夫直接对抗，而会采取其他方式，如在丈夫熟睡或者深醉失去抵抗力的时候下手。
调查显示，大约70%的女性杀人案件是因为不能忍受长期的家庭暴力，而对丈夫举起了屠刀。这些女性走入了家庭暴力犯罪的怪圈：从被虐待的受害人变成了杀人犯。
女性在婚姻中对家庭生活有较高的期待，比丈夫追求更多的精神和心灵共鸣，更喜欢被照顾和关爱的感觉。因此，妻子在家庭中的感情投入也较多，更希望通过两人的努力维持家庭的和睦。当遭受丈夫毒打、侮辱等身体和心理的伤害之后，她们心中最初的爱意则一天天转变成仇恨而积压在心底。
面对家庭暴力、被丈夫虐待，很多妻子选择了忍受，仅有20%左右的女性曾经求助于公婆、娘家人、朋友或者相关机构。但是其中的大多数求助者都被他人忽视，没有得到有效处理。“这是你们的家事，我管不了”，或者有人帮忙调解一下矛盾，但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家庭暴力依然存在。
经历家庭暴力的妻子，大多数生活在农村或者是进入城市生活的务工者，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文化程度低，收入较低，或者没有经济来源，主要依赖于丈夫的收入生活。因此，在家庭生活中处在相对弱势的位置，更需要丈夫的理解和关爱。
另一方面，受“三从四德”的封建思想影响，有些丈夫认为妻子是他的附属，应该对他百依百顺，忽视和漠视妻子的感受和需要，认为“男人打老婆天经地义”。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妻子没有按照他的想法做事情，比如做菜不合他的口味、没有准备出门的衣服、买化妆品贵了、在外没给他长面子等都是丈夫毒打妻子的理由。甚至，只要他不开心就会动手打人。还有一些人习惯酗酒，只要喝酒就会无缘由地打骂妻子。
妻子被打骂后，缺乏合理的救助方式，独自默默忍受。长年累月的折磨，让她们对丈夫和家庭的爱渐渐散了、少了、消失了，最终剩下的只有愤恨和逃避这种非人生活的念头。
一般来讲，惯于对妻子施加暴力的男人也会虐待父母、子女，甚至邻居和其他人，因此人们觉得他们死不足惜，而对妻子报以同情。有时，父母和邻居还会参与杀害家庭暴力丈夫的过程。
侯西花是个进城务工的妇女，因为缺乏特长和技能，经历了若干次拒绝之后，她感到在城市扎根的无望而失望之极。经老乡介绍，她认识了“神通广大会赚钱”的王亚虎。
王亚虎指点侯西花只要从火车站或汽车站介绍一些女孩进入公司，就能赚到钱。侯西花不知道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半信半疑，但迫于生计，她接受了王亚虎的建议，以介绍工作为名，从火车站带来一些外地来的女孩。
侯西花后来知道自己是在帮助人贩子拐卖女孩，被她带回来的急于找工作的女孩被拐卖到偏僻的山区。在利益的诱使下，侯西花鼓动三个老乡参与进来，成为拐卖团伙的主要成员。
法理难容，侯西花终被绳之以法。
侯西花当初进城着急找工作，只要有人说有工作，就愿意跟他走，没有丝毫的警惕和戒备，被人数次骗过中介费。她经历了痛苦的煎熬，打过几份短工都因工资太低无法维持生存而放弃。花光了身上的钱之后，她曾捡过别人的剩饭吃，这种痛苦让她不忍回忆。
在清楚自己其实是在拐卖女孩的时候，侯西花犹豫过也后悔过，但是没钱的滋味让她恐惧，她希望过得舒坦，所以最终没有停手。她和团伙中的其他人一起参与拐卖妇女三十多人而被判刑。
侯西花是一个进城务工的弱者，她的冷酷和自私在数次被骗后被无限放大，开始无视和自己一样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变成了残害他人的恶魔。
女性犯罪者通常具备三个特征：文化低、收入低、地位低，属于弱势群体，容易被他人利用。王晓梅和侯西花从受害者变成害人者，这种模式是女性犯罪者的一个特征。被迫忍受家庭暴力直到暴力反抗，被人骗钱而最终拐卖人口或者参与诈骗的人最初也尝到了被伤害的滋味。作为弱者，她们想要变得强大，而在有限的理解能力中，只有打破这种局面才能逃离危害，因此成为了害人者。
缺乏法律意识，让她们不懂得依靠法律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最终成为凋谢的玫瑰，走上了犯罪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