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艺美学要略·人物·斯大林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вич Сталин Джугащвили，1879—1953)， 苏联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苏联无产阶级文艺事业杰出的领导者、指导者和热情的培育者，对革命文艺的诞生、成长和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一系列著作中，他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和分析文艺问题，精辟地论述了文艺与经济、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中，首次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回答了语言学研究中的基本理论问题，指出语言同上层建筑的根本区别，同时对上层建筑的性质、特点及其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深刻的论述。在《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等演说和著作中，他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两种民族文化”的学说，在对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民族文化的不同性质进行严格区分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一社会主义文化原则。

他一贯关注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成长，及时拨正文艺发展的方向。1932年10月，他在高尔基寓所的文学家座谈会上提出文艺“写真实”的主张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一重要思想在1934年苏联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得到确认并写进《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对苏联文艺的繁荣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热情号召作家们“置身于火热的建设生活”，投身到神圣的卫国战争中去，以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杰作”。他明确提出“如果一个作家忠实地反映生活的真实，他就必定会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著名论断，坚信革命作家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中学到活的马克思主义，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在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激化的年代，他仍然提倡在文艺领域展开

竞赛以繁荣创作，反对把党内斗争中“右倾分子”、 “左倾分子”的概念硬搬到文学和戏剧界，采用乱扣政治帽子的做法打击作家，轻易以禁止的方式粗暴地对待作家作品。在《给阿·马·高尔基的信》《致费里克斯·康同志》、 《给泽缅斯基同志的信》和《致杰米扬别德内依同志》等书信和演说中，他对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首先，他强调批评必须抓住作品的总倾向，严格区分主流和支流，绝不能以作品的个别细节、局部缺点否定整部作品，把有才能的作家推下深渊，让他埋没。其次，他号召全社会都应重视培养和提拔年轻的文学力量，不要一味地迷信文坛“名人”和“要人”。只有热情积极地扶持青年作者，同腐朽作风进行不懈的斗争，才能“打穿这堵死墙，使不可胜数的年轻力量得到出路”。但是，他又提倡作家批评家必须勇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准确地抨击国内外敌人的造谣诽谤，揭露人民内部的缺点和错误。因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根本作风问题，也是调动和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前进的动力。高尔基、别德内依等著名作家都曾因思想上的迷误或创作上出现严重缺陷而受到斯大林友好而又严肃的批评，使他们迅速地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另外，斯大林还特别强调革命文艺的社会作用，指出文艺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正确反映苏维埃革命和建设中的成绩和缺点，努力担负起教育人民特别是教育青年的光荣任务， “采取有组织地从思想上(以及从其他一切方面)进行诱导的办法来竭力减少灰心者、叫苦者、怀疑者等等的人数”;要鼓舞全体苏联人民的斗志和爱国主义热情，帮助他们正确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有力地揭露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渲染战争恐怖、麻痹和欺骗人民群众的阴谋。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文艺的过程中也存在某些失误，他有时急于用党的决议方式评判作品得失和解决学术论争，对作家诗人缺乏更多的宽容和爱护。不过，总的说来，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宝库的贡献是巨大的，对苏联文艺事业的领导是卓有成效的。他的文艺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苏联和全世界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