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拒请托和主动示好

——杨震和刘授

用儒家的标准来衡量，东汉硕儒、太尉杨震堪称是一位道德完人。

“天知，神知，我知，子知。”脍炙人口的“杨子四知”就是杨震其人洁身自好不受贿赂的一张名片。从那时起，“杨子四知”便成了进行廉洁教育的生动教材。

东汉永初四年（110年），年已五十多岁的杨震奉命就任东莱郡太守，途经昌邑。昔日的门生、昌邑县令王密于深夜前去拜见杨震，送来十斤黄金。杨震拒收，王密对他说：“黑夜之中，没人知晓。”由此引发了杨震的感慨，说出了“天知，神知，我知，子知”的万古名言。《后汉书·杨震列传》特地记载了此事：

大将军邓骘闻其贤而辟之，举茂才，四迁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后转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不论是《后汉书·杨震列传》中所记载的“天知，神知，我知，子知”，还是后来人们相传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意思都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都是儒家慎独理念的经典表述。“杨子四知”加上他以“清白”遗子孙的人生信念，加上他的言行一致、不欺暗室，道德高尚、品行良好的清廉高官杨震，理应获得人们的高度尊重和景仰。

然而，事实却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品行高洁的杨震在官场上非但没有赢得更多的赞誉之声，反而遭到了不少官吏的反对乃至怨恨。西哲有言：“人是环境的产物。”不言而喻，杨震遭受如此境遇，和他置身其中的恶劣政治生态息息相关。

建光元年（121年）邓太后去世后，安帝宠信内臣，宦官开始参与政事。杨震从地方官调到京城，迁升为太仆，不久升为太常、司徒。延光二年（123年），杨震迁升为太尉。成了朝廷重臣。在汉代，太尉、司徒、司空被称为三公，地位尊崇。到了东汉安帝时期，号称三公的大臣却没有多少实权，但每当国家出现重大灾异变故的时候，三公便被当作替罪羊，往往遭到谴责罢免。杨震先是担任司徒，后来又做了太尉，位居三公之首，一心秉公办事的他免不了经常和朝中的达官贵人、势利之徒打交道，因为杨震不肯满足他们无止境的奢求，便不可避免地招来了这些人的反对和怨恨。

延光二年（123年）冬十月，国舅爷、大鸿胪耿宝向太尉杨震举荐宦官、中常侍李闰的兄长，杨震不从。耿宝便亲自前来对杨震说项道：“李常侍深受朝廷倚重，圣上想让三公征召他的兄长当官。我只是前来传达上面的意思而已。”杨震听后不以为然，说道：“如果圣上有意让主管官员征召，可以命令尚书发出敕令呀！”耿宝见杨震不肯给面子，只得悻悻而去。过了几天，执金吾阎显也向杨震推荐自己的亲近之人，杨震同样予以拒绝。

这里便不能不提及官居司空的刘授。彭城人刘授在延光元年被任命为司空后，虽然和杨震同为三公，为官处事理念却与杨震迥然不同，一门心思想着利用手中的权力广结善缘，为自己今后铺路搭桥。刘授听说耿宝、阎显央求杨震遭到拒绝以后，马上出面，主动将耿宝、阎显想要推荐的人征召到司空府中做了掾属。司空刘授玩弄的这一手，既拉近了自己和朝中亲贵们的距离，又让这些新贵们在心里加深了对杨震的怨恨。

史书对杨震、刘授行事异同的记载简约明了而又意蕴深长：

延光二年，代刘恺为太尉。帝舅大鸿胪耿宝荐中常侍李闰兄于震，震不从。宝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国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宝唯传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书敕。”遂拒不许，宝大恨而去。皇后兄执金吾阎显亦荐所亲厚于震，震又不从。司空刘授闻之，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见拔擢。由是震益见怨。

通过上述记载，巧伪人刘授的处心积虑跃然纸上，而杨震何以会招来许多怨恨也清晰可见。

不久，特立独行的杨震又进一步得罪了朝中的幸臣们。安帝对自己的奶娘王圣感情很深，下诏为王圣大修宅第。中常侍樊丰、侍中周广、谢恽等人乘机兴风作浪，互相怂恿，结党营私，倾动朝廷。杨震见状，忧心如焚，毅然上书劝谏。杨震痛切地指出：当下灾害严重，百姓空虚，三边（西北东）战乱不息，兵甲军粮不能复给，国库空虚，形势严峻，“殆非社稷安宁之时”。但陛下却颁布诏书，要为奶娘兴修宅第，“合两为一，连里竟街，雕修缮饰，穷极巧伎。为了凿山采石，官员层层催逼，耗资亿万。周广、谢恽兄弟，并非国家的近亲或旁支，却依靠近幸奸侫之人，与樊丰、王永等分威共权，向州郡官府请托，在大臣之间奔走，主管官员征召人才，也要顺从他们的意思，招来海内贪污之人，受其贿赂，至有臧锢弃世之徒复得显用。白黑溷淆，清浊同源，天下人为此哗然，纷纷讥讽朝廷。先师说过：‘上之所取，财尽则怨，力尽则叛。’怨叛之人，不可复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谁与足？’惟陛下度之”。（《后汉书·杨震列传》）尽管杨震的奏章义正词严，句句在理，但安帝却不予理睬，继续我行我素。

樊丰、谢恽等见皇上不理睬杨震的奏章，胆量便愈来愈大，行事更加无所顾忌，甚至公然伪造诏书，调发大司农管辖的钱谷、大匠管辖的材木，“各起家舍、园池、庐观，役费无数”。于是乎东汉的政治生态，被这些人糟蹋得污浊不堪。

杨震目睹着这一切，心中无比痛苦，于是，便借国家发生地震为由头，强烈地劝谏安帝对朝中为非作歹的佞幸小人采取断然措施。无奈，安帝根本听不进去。杨震一再抗争，不仅说不动那个昏君安帝，反而招来了这帮小人的更大的仇恨，他们处心积虑地要整倒杨震。只是由于杨震的名声太大，又没有任何把柄可抓，一时之间难以下手。

不久，河间府有个名叫赵腾的人上疏朝廷，批评时政，说到了安帝的痛处，被下令以谋反的罪名关在狱中。杨震出于同情心，亲自上疏，请求释放赵腾。安帝没有允准，下令处死了赵腾。

随后，安帝前去东方巡视，樊丰等借机大兴土木，修建宅第。太尉部掾高舒经询问大匠令史，发现了樊丰等人伪造皇帝诏书的证据。杨震立即写好奏章，打算待安帝回京后奏明此事。樊丰等人听说后极度恐慌，恰巧这时太史报告说将出现星象逆行的现象，他们便抓住这根救命稻草，竭力诋毁杨震，诬陷说杨震在赵腾死后对安帝心怀不满，而且由于杨震是大将军邓骘提拔起来的，朝廷处置了邓氏家族，杨震心怀怨恨。这帮小人巧舌如簧，居然让安帝相信了杨震阴有异志。安帝回到京城后，首先下令让人收走了杨震的太尉印绶。樊丰等又指使人上书弹劾杨震，安帝遂下令将杨震遣送回原籍。

震行至城西几阳亭，乃慷慨谓其诸子门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布单被裁足盖形，勿归冢次，忽设祭祠。”因饮鸩而卒，时年七十余。（《后汉书·杨震列传》）

宦海沉浮，歧路苦多。身居高位，如何处理与得宠新贵的关系，即是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难题之一。清正为官的杨震秉承“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选择了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坚拒请托，由此而招来了阴险小人的交相谗构，乃至被逼得走投无路，最后饮鸩而卒，死有余悲；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的司空刘授以投机钻营为能事，选择了出卖原则、主动示好，巴结讨好朝中新贵，非但没有令新贵们怨恨，反而很快和他们搅和到了一起。杨震和刘授的不同抉择，揭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为官理念、人生信仰和道德品行，孰高孰下，不言自明。

太尉杨震的人生以悲剧而告终，乃是有良知有道德有原则不苟同的官员生不逢时的宿命。面对朝中佞幸的有恃无恐、倒行逆施，杨震决不与之同流合污，这样，他和朝中佞幸的斗争就变成了你死我活的生死较量。杨震懂得“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却不肯向恶势力妥协，不肯遵循官场上的潜规则，于是乎其不能见容于那个污浊的朝廷，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司空刘授可谓是旧官场上一个颇为庞大的官僚人群的代表，与杨震比起来，官场上的老油条刘授看似精明，看似混得好吃得开，其实不然，“聪明反被聪明误”。延光四年（125年）春天安帝死后，围绕谁来继承大位发生动乱，一向喜欢广结善缘的司空刘授因攀附叛逆而被免官。如果他当初能像杨震一样不肯通过出卖原则来结交新贵，就不会在日后背上攀附叛逆的千古恶名。老子有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生活的辩证法是如此昭然若揭，为何却总是有人视而不见一意孤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