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审美创造中穿越历史——以绥西抗战长篇小说为例的文学对话
◎荆竹 马濯华
荆竹：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作家与现实之间究竟应该保持怎样一种关系？从自觉拒斥到不自觉地认同，然后成为现实世界的同谋，最后沉沦于现实世界，成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典型的“萎靡心态”。由于我们赋予文学不堪重负的使命，所以在严峻的现实世界面前，文学必然表现出某种无能、无力和无奈。这种现象从闻一多的《死水》中就开始存在，其后在不少作家的作品中氤氲散漫，不绝如缕。他们因无力、无奈，最终认同并沉潜于现实困境之中，以消解自己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和失败感。现实世界强大得近乎荒谬，人的生存原始得近乎动物，这就是他们所叙述的同一绝望的“死水”。不同的是文学后来者失去了闻一多当年的真诚、挚爱与独善其身的精神品格。我认为文学应该走出单一的现实关怀，更多地去表达对于苦难、黑暗世界中的人文关怀，去探索自然环境之谜、生命之谜，去发现与歌颂艰难困苦中的人性之美、生命之美、思想之美、存在之美，在生命的悖谬、历史的荒诞、人性的黑暗之中去寻找思想的火与光！你的《碧血1940——绥西抗战往事》（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以下简称《碧血》）和姊妹篇《喋血1941——绥西抗战往事》（宁夏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以下简称《喋血》）这两部长篇小说，不仅标志着宁夏抗日战争文学不仅是中国“二战”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表现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在宁夏的首次出现。这两部小说，首先体现的是厚重的抗战历史意识与历史精神，这也许是有别于其他小说的主要特点。在这两部小说的历史叙述中，“过去式”的时间标识以及历史意象、历史人物既是叙述展开的依据，也具有本体意味，因为作品探求的正是人性、命运与历史存在的冲突。这样，《碧血》与《喋血》呈现出的历史性就成了作品中一个重要的情境符号，承载着丰富的意义指向与价值取向。作品以文学的手段描摹历史风云，以神来之激情揭示了人性之谜，在激活民族痛苦记忆的同时，也让人们感受到了战争文学独特的艺术魅力。所以，我认为文学对话作为一种最自由、最活泼、最生动的文体，它能最有效、最直接地表达和凸显对话者主体的心灵质量、精神向度和思想积淀。让我们的对话尽量能够稍微展开一点，尽力延伸至文学的普遍性意义和价值取向方面来进行。
马濯华：你谈到一些作家在文学价值取向上的问题，我以为导致的主要因素是作家对于自己笔下的人与事、历史与现实，缺乏一种应有的叙事立场、情感态度和价值导向，以及思考的深度、思想的高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长期以来作家扮演的代言人身份的理念和现实奴役的结果。一直缺乏自己独立的思想、价值观、世界观、审美观以及信仰。我们的思想要么是官方的意识形态，要么是底层民间社会实用、本能生存的价值观。在作家构想的现实关怀的大大小小的故事中，几乎看不到作家自己思考的影子，作家永远都是现实的旁观者，永远都是轻描淡写的或带着调侃的姿态叙述他人的、别一时代的苦难，这些苦难与己无关。置身苦难，他们不是感同身受，而是缺席叙事。我在《碧血》与《喋血》中，尽量将自己的思考融入到“战争”困境的历史叙事状态之中，怀着一种悲悯的情怀，与笔下人物一同受难，共同承担。因此，关于生命苦难的叙事，我绝不放弃作为人类良知的独立的立场和观念，站在民间的立场，用民间的价值观念与生命态度去说话。这里的立场观念，不仅仅是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对人的精神的提升与引领，对沉沦的人性的拯救与抚慰。
我的创作激情主要来源于绥西抗战历史对我心灵的震荡。位于内蒙古中西部的库布齐沙漠，经过三分之二世纪风雨的剥蚀，使恩格贝台地一具具抗战烈士的白骨裸露于墓穴之外，这个白骨累累的“死人塔”情景，对我心灵的震荡非常大。后来我归结这是一种“悲悯”情怀，这个比附我不觉得有矫情之嫌。唐代陈陶“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诗句，一下子涌上我的心头。金戈铁马、春闺惊梦的意象和意念，开始兀地迸发，血液奔流在加速。我觉得作为文学创作，这个题材绝不能错过。宁可站着死，也不能跪着生的绥西抗战，赋予了人类生与死、爱与恨的永恒主题。在以后的日子里，有些模糊的人物开始在脑海浮现；在梦中，我常常徘徊在当年硝烟未退的战场，仿佛听见枪炮声和喊杀声……在后来的田野调查中听人说：多年后人们偶然经过恩格贝台地时，看见人头骨上的牙齿整齐坚固，足见死去的士兵都是些年轻人……历史被尘封与遗忘，烈士遗骸裸露使人感到很凄凉。八旬老人徐双虎是当年的埋尸人，他说：“……光这边就埋了480个人，那边就埋了500多人”。这些，促使我开始查找文献、梳理史料，为创作做准备。直到活生生的人物在我心中一个个站起来，甚至和我有了奇妙的“神交”时，我才决定要以文学的手段为抗战英烈们树碑立传。
另外，《碧血》出版两年后的2010年，我和一个年轻记者，根据线索寻访到了内蒙古达拉特旗店壕村的“西军墓”地，幸运地采访到了石伟士老人。他是在1941年一个凛冽的残冬，帮助掩埋500多名宁夏抗战烈士的见证者之一。一条不宽不窄的公路穿墓地而过，载重卡车一辆辆来去疾驶，拄着拐杖的老人站在被遗忘的墓地旁，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此前，两位本地的女教师还记录了绥西抗战士兵在寒冬穿着短裤的情景。有个叫杨三成的当地老人，他与死者非亲非故，坚持每年清明节都要背一袋“纸钱”，到绥西英烈墓地去祭奠亡灵。如今杨三成老人已经故去……这些真实的历史细节，让我的心灵产生了一种激烈的震荡。原来在人们的心中，还伫立着一座英烈的浮雕！尽管战死的士兵有些卑微，烧纸的人也很平凡，可中国人并不卑微，人心并未泯灭。这是我创作《喋血》的初衷与准备。
荆竹：人们常说描绘历史生活最好的方式不是史著，不是史学，而是文学。文学是想象的历史，它未必处处征诸事实，但它的细腻、传神，它所创造的想象的真实，亦非一般史著可比。从绥西抗战的两部小说中，也能感受到当时的历史脉络、历史细节，从而使这段历史生活变得更丰富、更真实。也有论者说，文学比历史更可靠，至少马克思就说自己从巴尔扎克的小说中所了解的法国比历史学家笔下所描述的法国要丰富得多。莫洛亚在分析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时也说，没有任何历史文献会像托尔斯泰那样去描写一个皇帝：皇帝的手又小又胖。像“又小又胖”这样的词语，在历史文献里肯定是不会出现的，但会出现在小说里面。小说就这样把历史著作所匮乏的肌理与脉络给补上了，从而有效地保存了历史的肉身部分。通观《碧血》与《喋血》，不仅年代景观色彩斑斓，且民俗风情、宁夏“花儿”、陕北民歌、西北秦腔、晋绥“二人台”、蒙古“漫瀚调”等民俗文化元素贯穿其中，这些表现战争艰难困境中的生活、人生、风情，都是以审美想象的方式来书写的。而最能体现这种审美想象方式的则是文本中审美意象的创设，这不仅仅因为审美意象正是在情感和想象的渗透与契合中诞生的，而且也是这两部小说的美学魅力所在。
马濯华：用文学对话历史尤其是抗战历史，自然是一个有血性的作家的担当。就近代文学而言，我们就从《子夜》《家》《春》《秋》《阿Q正传》《四世同堂》等小说，以及《雷雨》《日出》等戏剧中，看到了近代中国转型时的彷徨、阵痛、苦闷与觉醒，以及苦难和呐喊的民族历史记忆。人们常常感叹往事如烟，因为历史极易被时光冲淡、被岁月湮没。我写“绥西抗战往事”，就是想用笔墨记录这段历史，将黄河后套土地上国破家亡的一段历史，宁夏士兵饥寒交迫、日寇刀下人头滚滚、日寇皮鞋蔑视中国“毛鞋”、日军半工厂化炊事对我军怀揣冰坨干粮、飞机坦克大炮加毒气弹压制“汉阳造”等历史……这里须得说明：日本兵的皮鞋是用绥远沦陷区出产的牛皮制作；“毛鞋”，是中国士兵自己用生毛线织成袜子外面套上草鞋，在严寒中打仗。若要将这些历史呈现出来，就得有人描写（记录）下来，小说虽然不是回忆录，但这些历史却绝对不能不写。为了使小说氛围不至于显得过于残酷，我将作品底色尽量赋予“温暖”的色调，用温馨的“酸曲”歌咏、高亢的秦腔吼唱等再现世态之本真；用战火中的苦恋，把爱情纠结宣泄出来，如唢呐王血染黄沙时用唢呐朝天吹出了最后一声长音。可是，我让读者感到刹那间四野却是死寂无声。因为此时，广袤的恩格贝沙漠死了，机枪射手何贵打出最后一颗子弹时，躺倒仰天喊到：“小珍子，我回不去了……”下一刻我的脑际就出现了他和她又相逢的幻象。写到此处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让小珍子到宁夏省城的陋巷二道巷去打听，看见曾经的邻居何贵的瞎老娘孤坐在炕上，便烧了一点热水给老人洗了头，默默帮她梳理着凌乱的白发。两人当然不知，她们思念的亲人已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荆竹：小说就是塑造人物的，无论什么样的人物，皆可以成为小说关注的目标，用劳伦斯的话说，即使是雨中的白菜，也应该是一株“活着的白菜”。因此，人物作为小说中一种特殊的性格造型，被所有作家所倾心关注。《碧血》与《喋血》，通过表现特定历史时空下人物的生活状态，作家主流历史意识的包容，以及作家主体情感渗透的方式等方面，充满了一种诗性表达的意味，而作品的艺术世界，即对于人性与存在的书写则具有了强烈的普遍性意味。这主要是对战争环境中日常生活的审美表达。如作品中所展示的主要人物在艰难困境中的生活片断，作家截取的人物的生活细节和普通的人生经历，作家对每一个人物在战争中特定历史时空的人生经历的展现，也是同基本的、感性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从单纯的战争生活体验上升为审美体验的过程。审美体验的认知指向是指向主体的，是与人性、文化、存在等命题相联系的，是作家立场的一种表达方式，也正是基于此，作品才显示出那些血肉丰满、卑微坚韧的个体生命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独特生命形式。这些人物在带有强烈历史意识色彩的时空中的生命律动，解读了普通弱小生命之坚强、无助、挣扎、悲喜，这些个体存在所具有的普遍性，最终昭示了人与战争、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之间的命定关系。这些人物造型具有某种深广而独特的艺术魅力，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别有洞天。
马濯华：莫言在诺贝尔文学授奖大会上首先自称“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其实故事只是载体，当读者在阅读或聆听故事时，便能感受到作家在叙述时若隐若现的某种情怀。历史小说的故事架构，是作家描绘情景、思考感悟和采撷历史真实的糅合。由于要描述绥西抗战历史，所以要设置一组或多组“群像”，直白地说，摹本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中栩栩如生的群像。《碧血》的主要人物白武耕、刘子斌、金虎彪等在笔下出现，唢呐王、巴特尔、尤素福也应运而生，周嫣红、丁巧巧、马兰草及老鸨子小红鞋、日军歌舞伎秋子等也随即登场……历史人物马鸿宾、马鸿逵及蒙古族王爷达理札雅、敌方日酋野田花部、川板英夫和伪蒙军团长杨云斋等亦穿插其中。我是想表达恩格贝这段抗战历史中人物与战争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折射绥西抗战历史的伦理变迁。就人与战争的关系而言，人们虽远离战争，但对那场战争并未失去记忆，“战争”对人们的意义将永远不会消失。
荆竹：我们的文学究竟如何与外部地域的文学对话？首先这里不存在何方为话语中心的问题，从我们借助于国内外的话语资源构筑文学历史伊始，我们就已经主动地纳入了整个话语体系，如果我们不借助于国内外整个的话语资源，我们只能成为文化和文学的双重缺席者。我们需要面对的不仅是文学价值的缺席，而且是文化、文学全方位的缺席。所以人道精神、价值关怀、终极意义、爱与悲悯、责任与使命，不能成为衡量文学的规范与准则，因为这已经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规范。我们的尴尬是，既不愿意也不能够用西方意义的文学和价值与世界对话，也不能够用本土意义的文学和价值与世界对话，因为我们毕竟没有自己的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泰戈尔，既不能像大江健三郎那样用现代的话语融入世界文学的价值体系，也不能像川端康成那样抛开所谓现实，去关注日本文化的传统之美，揭示日本民族纤细、哀伤的心灵世界，更无从像泰戈尔那样，诠释孟加拉文化中神性之诗意、宗教之光芒，以及灵魂对永恒的追求，无法像泰戈尔那样，以圣徒之虔诚、诗人之忧伤，完美地诠释人与神的关系及其神圣存在的美。但从绥西抗战两部小说所披露的细节与人物关系，仿佛也能找到文学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契合点，也能感受到我们民族文化中的自然精神和诗意之美，传统中的浪漫与超然，也似乎打上了现代性思想之烙印。如作品在整体布局上，雅俗相间，互相映衬；在具体展开情节时，艰难生活环境中人物本身熨帖细腻，融情于叙事之中，而并非单纯直抒胸臆或浓墨渲染等。这些，仿佛也是理解两部小说叙述话语的重要切入点。
马濯华：《碧血》设置的爱情主线有两条：一条是白武耕和周艳红（其中有新娘丁巧巧被日军机“无差别轰炸”杀害的曲折）的爱情线，一条是缉私军官金虎彪和风尘歌女马兰草在绥西草原生死邂逅之后的苦恋爱情线。爱情副线也有两条：一条是逃兵黄河筏子客纳三娃和沙枣叶，另一条是机枪神射手城市贫民何贵和小珍子（干脆是惺惺相惜的“一夜情”）。当然还有多条“隐线”埋伏在故事中，如山西汉子唢呐王怀揣着被鬼子掳走的儿子虎孩的一只虎头童鞋，吹着低音唢呐《走西口》的荡气回肠曲调，在营长金虎彪带领下不减军威地去与日军对接电话线，准备绝境搏杀慷慨赴死前，心中闪现出年轻妻子“豆花上身只穿着红肚兜在炕上纺线的身影……”。《喋血》的爱情主线也是两条（略）。这些方面的设置，主要是想通过“小人物”日常生活的爱情描写及人物心理与情感的暗示，表达诗的意境，是饱含诗情画意的抒情文字。将抒情与议论加入叙述中，让作者、读者与书中人物共之。汪曾祺在谈叙事与抒情的关系时，认为小说的情感表现不应该特别说出，而应蕴含在字里行间，“在叙事中抒情，用水清的笔触叙事”。将主体情思融入叙述，注重情与人、物、景、事的融洽，但主观性情的抒发，受小说叙事性的限制，尤其对于抗战历史题材的小说来说，其战争性、社会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的诉求，对我的章回体小说创作来说也提出了挑战，我也试图想在这一方面做点尝试与探索。
荆竹：在如今的小说写作中，坚持人文精神写作的人大概越来越少了。在一个普遍狂欢的时代氛围中，美学气质也似乎影响甚至主宰了写作的内容，使之朝着迎合公共趣味的方向一路下滑。我这样说或许有偏颇之处。因为“公共趣味”似乎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美学风格，追求思想深度也不是人文写作者的专利，这样说只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区分，事实上任何写作都很难界定其身份。从你的小说来看，一方面是没有将自己的写作立场与风格，消融到世俗化的、狂欢化的潮流之中，而是坚持了自己的精神向度与趣味；同时又以时代的责任感与自觉性，从一个历史的侧面，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抗战历史中的这个比较重大的命题进行执着的诉求。在小说中运用了“悬疑”“美人计”，以及“神枪擦顶”骗术的江湖神秘色彩和具有戏剧传奇色彩等手法，将历史的精神命题装入复杂的人物关系与结构中进行处理，而且还坚持了人物内心化视角——即对主体的个体动机，特别是历史世界状况的深入探察，这些活动，往往是主要人物命运和某些历史关节中起决定性意义的因素。这大概是你带有历史“唯物论”“宿命论”哲学与历史观念的一部分。
马濯华：我使用的“悬疑”直白说就是拨云见日，或者说是层层剥笋。而白武耕对刘子斌的身份猜测应该早有察觉，只是一直没有说破，因为同是杀鬼子的生死战友和弟兄。包括他敢于冒死劫法场营救刘子斌，这是他慷慨大度的胸襟。对金虎彪的刀法神武有足够铺陈，川板英夫原本是三代侵华日军世家子，他的“阵太刀”倭刀刀法自不寻常。金虎彪的胜算多了一筹天助：那就是正义的精神力量。29军在长城抗战中，中国大刀的近战威力曾让狂傲的日军胆寒，让全国民众振奋。这也不是偶然的。九一八事变之后，29军特请北方武术大师教练指导，快速抢步近身格斗，破解了“三八大盖”加上刺刀的过长枪身。至于枪决犯人的“神枪擦顶”，确实传有江湖秘籍，民国文人笔记有所记载，京津一带民间盛传不衰。换言之，都有着历史的生活依据，并非纯虚构。据史载：绥西抗战开始后，日军间谍与奸细在宁夏与绥西交界偷撒霍乱病菌，制造恐怖。中毒者口吐黄水，人畜死亡。日军派特务潜往黄河南岸准格尔旗售卖有毒面粉，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某部官兵中毒，造成死伤。事后检测为“虎拉”（日军称谓，实即“霍乱”）病菌所致。日军女特务井香子的形象原型，就源于此。会说中国话的她与司马河山医官在磴口野战医院不期而遇，后来司马潜入包头被她认出……这自然是小说家的“无巧不成书”了。她与野田设计了“美人计”，诱降司马尴尬失败。这个情节使井香子这个人物性格更加丰富了。精于空手道又杀人不眨眼的她，从磴口逃出与中佐小岛的苟合，及内心滋生的厌战情绪，为“圣战”献身的情结等混杂之下，她骨子里瞧不起中国人但又极想征服中国男儿司马……其实，在小说中个体动机对人物命运的影响，乃至对于历史的影响——或者相反，历史中个体无助的命运感、偶然事件对人物的控制，都属于探索的核心。
荆竹：不难发现，两部绥西抗战历史小说人物的气质和言谈举止，明显有别于由主流历史和文学作品所构筑的“正统形象”。个中原因，主要因为小说始终把最为私人领域的爱情叙事作为情节轴心，从而极大地屏蔽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小说历史叙述的渗透。中国古代的小说曾被指认为“稗史”，在西方的巴尔扎克心目中，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可见，小说家的使命在于构想自己心中的历史。用小说家对人性的洞悉，对人生的体验和人对历史的感悟，赋予这一历史时段以主观诗性的样态。小说对历史主体的“人”的诠释和洞悟有多深广，其笔下的历史面孔就有多丰富。因此，与其说我们通过小说对抗战历史多一层认知，还不如说我们对抗战的认识透过历史的瞳孔更进了一层。
马濯华：两部小说中的大小正面人物，无论贵贱、党派相异、民族不同，直面生死时的行为最终落脚点就是对历史的认知。辛亥革命发生了，“国民”身份感一时还不太纯粹。从1911年的武昌起义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才20年。可叹开启民智之路被屡屡中断，劳苦大众多为文盲。但家国伦理不泯，义薄云天观念之下，“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的气概仍然笃实。“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还是浸润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在日寇的淫威下，虽然曾出现过无数叛徒……但中华民族的灵魂仍在。“碧血”与“喋血”作为意象，既包含了20世纪“革命”的理想本身，也包含了文人自古就有的理想抱负。传统的根基与现代理想，在会聚到抗战历史性这一点上时，无疑都是以“碧血”“ 喋血”作为意象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它们作为小说关键词的原因。基于这一点，我有意识地整合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传统资源，并试图在小说世界中体现这个较大的蓝图。
荆竹：历史在小说中向来都是人各一面。90年代以来，许多小说家写下为数众多的新历史小说，他们纵情恣肆的大胆想象，给历史涂抹出斑斓多姿的七彩面目。每个作家心中都有自己的历史，历史书写的个人化，时至今日，几乎成了常识。但绥西抗战小说对历史的处理比较特别。历史细节、历史场景、重要历史事件（包括重要历史人物）以及某些重大的历史概念都成为小说中表现人物或自身理想之载体。书中有很多细节与人物行动，被转换为人物超越现实的个体生命追求，成为人物寻获生命意义之步骤，以及达成作家“诗意栖居”家园梦想之途径。因此，《碧血》与《喋血》里展示的历史，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外在的活动空间，而且内化为个体灵魂之吁求。历史在小说中被缩小了，在个人的生存和内心世界，它被充分地诗意化了，与个体的存在诉求重合为一，强壮而坚硬的历史经过文学的叙述变得柔软而亲切。把历史变得实在又隐约，熟悉又陌生，这一处理方式，实际是对历史进行诗意化的极致书写，也是对历史的人性根由进行追本溯源的“人心考古学”。
马濯华：你对这两部小说的主旨对象，分析概括得很有味道。我在小说中对人物的两面性作了深入的描写。小说张扬理想主义精神，表达艰难困境对于拯救人心颓败的积极作用，又客观地显示了艰难困境对人的反面危害。这种双面性的呈示显现了小说对历史的深刻描绘。从这个方面而言，我的两部小说也是带有某种寓的，对历史劫难的根源进行了象喻式的透视，同时对在艰难困境中人的内质给予了深邃的解析。两部小说负载的主体意蕴仍是对人性以及人的理想的推崇。小说借助对主人公灵魂世界的披露，把理想这一思想情结表达得比较充分。主人公的成长经历与个人气质，寄予了作者尊重历史“唯物论”而又挣脱世俗的热望，透出作者对现实污浊的憎恨与批判。作品中人物的思想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是来自作者的生命深处。
荆竹：两部绥西抗战小说的色调是温暖的，叙事中作家几乎无处不在。这就让我想到在日本作家宫本辉的小说中，有一种脆弱却高贵的精神，有一颗会哭的灵魂。宫本辉的小说《泥之河》《萤火河》，传达的就是一种苦难人生之中的人间温情和大自然的美。这种对生存苦难的人文关怀及其人文精神，我们在新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中依然能够感受得到。相对于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功利、心机，宫本辉是这样开始创作的：不为一己名利，也没有改变社会和历史的宏图，只是“在生活的痛苦和绝望中拿起了笔，要把心中淤积的悲哀倾吐出来”。哪怕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无论贫穷、磨难、失败，一定要把着充满苦难的生活写下来，留在世界上。他说：“是生活逼迫我走上了文学道路，但也是生活为我提供了素材。我希望我的笔，能给人们生活的勇气、希望和信心。”（宫本辉：《泥水河》，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7页）宫本辉在这里所说的希望、信心、勇气，与美国作家福克纳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中所表达的是同一种精神品质。我讲这些的目的，就是要让文学不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艰难曲折的历史，是当代文学创作一个应该倍加珍惜的丰富的文学资源。要真正地激活、穿越这段历史，就需要走出人类自设的种种精神误区，返回存在的本质层面，直面历史和人生的真实，挖掘个人独到的生存体验，从而形成自己对时代和人生的独到的理解和判断，这是产生无愧于这个时代优秀作品的必要条件。
马濯华：我们的文学应该从暧昧的人生意义中走出来，给黑暗、苦难中的人们带来光明和温暖，作品就是照亮黑暗、温暖人心的光之源。这些年来的一些抗战文学，都是史实的混沌改写，真正有创新、有洞见的抗战小说并不多见。抗战小说也应该探源一种文明的气象与脉络，思力应该深厚，气势应该壮阔，语言应该庄重，有大格局、大气象。在我们不得不进入现代的同时，不要忘记而且坚守人类文化中永恒的价值和意义。我的这两部小说虽然还没能够达到这个层面，但我是有意识地在向这个层面追求着。当然，作品的优劣，最终还是由读者来评说。
荆竹，本名王金柱，曾任宁夏文联副主席，著有《智慧与觉醒》《追求真善美——吴正诗文研究》《学术的双峰——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代学术》。马濯华，宁夏作家协会会员，曾任编辑、记者，在地市级以上刊发小说、散文、杂文等30余万字，发表新闻作品30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