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谓“唯物辩证法论战”是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论战的继续，也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一次重要战役。新康德主义派的张东荪与托洛茨基派的叶青之间的争论。他们都把反动矛头指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场论战中，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是以艾思奇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发表，从根本上驳斥了张东荪、叶青的唯心主义哲学，这场论战也就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当时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必然反映。这场论战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批判与抵制了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深入与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运动。

张东荪认为哲学不包括本体论，哲学只讨论认识论问题。张东荪从右的方面修正康德的学说，取消了康德对物自体的假定，而把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与不可知论发展到极端。他把感相与物自体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没有什么关系，把感觉完全归结为主观产生的。张东荪承认外界有其条理，但这种条理并不是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是人们主观上的自立法度或构造方式。时间与空间也是主观的。在所谓“名理的先在性”问题上，他割裂了现实与范畴、对象与概念的内在联系，认为范畴、概念是先验的，不依靠任何对象的。多元认识论也是绝对不可知主义。在本体论上提出所谓“泛架构主义”，认为“一切都是架构，而不是实质，而架构却不是能离开我们的认识”(以上引文均见《认识论》)。

张东荪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混为一谈，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他攻击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历史定命论”，认为“对待”、“负面”、“矛盾”等都不是矛盾。认为马克思“一个错误”就是“把矛盾又一转变而成为斗争的意思”。认为质量互变规律只是“实验的结果”，不是“法则”，不是“普遍方法”。张东荪对唯物辩证法的攻击，实质上是否认矛盾的普遍性与绝对性，反对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张东荪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他认为政治、法律、道德、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是平等并列的关系。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认为“中国所谓行，即指一种职业，而同时即是一个阶级”。因此，他把中国社会分为三大阶级：即“种田的农人；做各种工艺的是工人；业贸迁的商人”，他们“都是只求安居乐业的”(《阶级问题》)。

张东荪的哲学思想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对在中国介绍与传播康德及其后学的哲学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对于中国人民了解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不能不说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然而，他的哲学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这种哲学的社会作用也是反动的，是为在中国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提供理论依据的。

在这场论战中，叶青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却抛出了所谓哲学消灭论，实际上就是妄图消灭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认为：“世界底认识则是由宗教而哲学而科学”，就发展说，“宗教早消灭了，哲学在消灭中，现在是科学独霸知识的时代”(《哲学到何处去》。叶青还极力鼓吹唯心主义的综合论，在他看来，“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这个三段式，也就是“辩证法——物质论——辩证法+物质论”，“观念论——物质论——观念论+物质论”和“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等机械的相加。他还认为“事实作用于思维，则生理论；理论作用于实践，则生事实”，二者是并列的。认为运动是静止的积累，静止是运动的停留。认为“外因与内因互相统一”，二者在事物发展中起着同等的作用。认为“思维决定存在”这个命题。“在社会方面则有其正确性”。叶青哲学的实质就是机械论，二元论和折衷主义。

针对张东荪对唯物辩证法的攻击，邓云特指出：客观事物本来就是辩证法的。唯物辩证法从关联中，从对立统一和发展变化中去把握一切事物。“主观律只是已认识了的客观律”，只要主观与客观的一致，就是科学的真理。针对张东荪割裂正反合的联系，否认事物因果关系的谬论，邓云特指出：“正与反间是存在了因果关系，同时也就存在了依存关系。”(《形式逻辑还是唯物辩证法》)由正到反或由反到合，都是由量到质的变，都是旧的因素被扬弃而形成更新的形态。

艾思奇指出，唯物辩证法与唯心辩证法不能混为一谈，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哲学永远不会消灭，它的对象就是“世界发展的最普遍最一般的法则”。叶青不懂什么是绝对意义，什么是相对意义。辩证法认为“静止只是运动的特殊形态，静止的东西，本质上仍是运动的”。外因虽然不可忽视，但它不能决定事物的必然性，决定事物必然性的只是内因，“内因是基础，是本质，是发展的必然性的原因”(《哲学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