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欧阳舍人书
寄欧阳舍人书
【原文】
巩顿首再拜舍人[19]先生：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20]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
夫铭志之着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21]材行[22]志义[23]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荐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24]，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25]达识，义烈[26]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27]。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28]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当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29]至于里巷之士[30]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31]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32]，有善恶相悬[33]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34]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35]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36]？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37]，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38]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39]，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40]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晞[41]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42]，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43]又思若巩之浅薄滞[44]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45]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46]豪杰不世出[47]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48]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49]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50]，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51]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幸甚，不宣。巩再拜。
【注释】
[19]舍人：官名。《宋史·职官志一》：“中书省舍人，掌行命令，为制词。”
[20]先大父：指曾巩已故祖父曾致尧。曾致尧，字正臣，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历任秘书丞、转运使、尚书户部郎中等职。卒赠右谏议大夫。
[21]功德：功业与德行。
[22]材行：才能与德行。
[23]志义：德行与节操。
[24]见传：传于后世。
[25]通材：博学多识、才能出众之人。
[26]义烈：见义勇为的壮烈行为。
[27]法：效法。
[28]勒：刻。
[29]公卿大夫：泛指达官贵人。
[30]里巷之士：指平民百姓。
[31]畜：同“蓄”，积聚，包蕴。此处有“富有”之意。
[32]淑：善良。
[33]悬：关联，纠结。
[34]侈：大。
[35]恶（wū）：怎么，岂。
[36]徇：徇私。
[37]工：精美。
[38]并世：同一时代。
[39]卓卓：形容突出。
[40]衋（xì）然：伤痛的样子。
[41]追晞（xī）：向往，仰慕。
[42]繇：通“由”，原由。
[43]抑：况且。
[44]滞：迟钝。
[45]屯（zhūn）蹶（jué）否（pǐ）塞：艰难困苦，频受挫败，困厄不得志。
[46]魁闳（hónɡ）：高大突出，俊伟。
[47]不世出：不常出现，世之罕见。
[48]潜遁幽抑：避世隐居。
[49]宠荣：恩宠荣耀。
[50]拜赐之辱：指接受赐予书信及碑文，对受赐者来说是荣幸。古人书信中常见谦词。
[51]谕：告知。
【译文】
曾巩叩头再次拜上舍人欧阳修先生：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已经回来，承蒙您赐予书信及为先祖父撰写的墓碑铭。我反复读诵，真是感激与惭愧交集。
说到铭志之所以能够着称后世，是因为它的意义与史传相接近，但也有与史传不相同的地方。因为史传对人的善恶都——加以记载，而碑铭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着、才能操行出众，志气道义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铭来显扬自己，有的置于家庙里，有的放置在墓中，其用意是一样的。如果那是个恶人，那还有什么好铭刻的呢？这就是碑铭与史传不同的地方。铭文的撰写，为的是使死者没有什么遗憾，生者借此能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欢自己的善行善言流传后世，就发奋有所建树；恶人没有什么可记，就会感到惭愧和恐惧。至于博学多才、见识通达的人，忠义英烈、节操高尚之士，他们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现在碑铭里，这就足以成为后人的楷模。铭文警世劝戒的作用，不与史传相近，又与什么相近呢？
到了世风衰微的时候，为人子孙的，一味地只要褒扬他们死去的亲人而不顾事理。所以即使是恶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铭，用来向后人夸耀。撰写铭文的人既不能推辞不作，又因为死者子孙的一再请托，如果直书死者的恶行，就人情上过不去，这样铭文就开始出现不实之辞。后代要想给死者作碑铭者，应当观察一下作者的为人。如果请托的人不得当，那么他写的铭文必定会不公正，不正确，就不能流行于世，传之后代。所以千百年来，尽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铭，但流传于世的很少。这里没有别的原因，正是请托了不适当的人，撰写的铭文不公正、不正确的缘故。
照这样说来，怎样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与正确呢？我说不是道德高尚且善于写文章的人是做不到的。因为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请托而撰写铭文的，对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别。而人们的品行，有内心善良而事迹不见得好的，有内心奸恶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恶行相差悬殊而很难确指的，有实际大于名望的，有名过其实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正确公允和实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铭文的辞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传于世，因此就要求他写的文章也好。所以说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写碑志铭文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虽然有时会同时出现，但也许有时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个。因此铭文的流传是如此之难，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难。像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几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为其撰写公正而不溢美的碑铭，它将流传当代和后世是毫无疑问的。世上的学者，每每阅读传记所载古人事迹的时候，看到感人之处，就常常激动得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何况是死者的子孙呢？又何况是我曾巩呢？我追怀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铭所以能传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赐一篇碑铭将会恩泽及于我家祖孙三代。这感激与报答之情，我应该怎样来表示呢？
我又进一步想到像我这样学识浅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还提拔鼓励我，像我先祖这样命途多舛穷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还写了碑铭来显扬他，那么世上那些俊伟豪杰、不常出现的有识之士，他们谁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门下？那些潜居山林、穷居退隐之士，他们谁不希望名声流传于世？好事谁不想做，而做恶事谁不感到羞愧恐惧？当父亲、祖父的，谁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孙？做子孙的，谁不想使自己的父祖荣耀显扬？这种种美德，应当全归于先生。我荣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赐，并且冒昧地向您陈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来信所论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我怎敢不听从您的教诲而加以考究审核呢？荣幸之至，书不尽怀，曾巩再拜上。
【解析】
本文是曾巩为答谢欧阳修为其祖父曾致尧作墓志铭而作，时值庆历七年。这封感谢信没有空泛的溢美之词，符合曾巩一贯的行文风格，通过对墓志铭的作用以及流传于世条件的分析，来述说并阐发“文以载道”的思想，表达了对道德文章兼胜的赞许。
全文结构严谨，行文如流水潺潺，起承转合十分自然。首段“起”，交代写信的缘起，并从侧面表达了欧阳修文章之精彩以及自己的感激和敬佩。第二段“承”上“撰铭之谢”叙述撰写墓志铭的意义。三、四两段为“转”，由美及恶，由古至今，先言今墓志铭的“二弊”，再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正今弊的根本条件——即“蓄道德而能文章”。五、六两段为文章结构内容之“合”，将立言者之论归于欧阳修，盛赞其道德文章。
本文作为感谢信，并不急于言谢，而是通过迂回曲折的叙述来缓缓道来，层层递进，把自己的感谢与敬佩表达得淋漓尽致，更有许多学者认为本文是曾巩风格的代表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