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简介|鉴赏
清代长篇白话世情小说，五十六回。作者吴敬梓 (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安徽全椒人。生平参见附录小传。乾隆十四年(1749) 《儒林外史》已成书，乾隆刻本今不见。今见最早也最重要的刊本是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本，有闲斋老人序和回末总评。同治十三年(1874)齐省堂增订本文字有减省改订，增加回评和眉批。光绪十四年(1888)增补齐省堂本又妄增四回。
《儒林外史》以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为轴心，展现儒林文士群相。热衷功名富贵、看轻文行出处的大致有三种人：写得最可憎的是一批无耻的官绅。他们出则为贪官佞臣，如南昌太守王惠、高要知县汤奉、朝廷某太保等;处则为土豪劣绅，贡生严致中正在吹嘘“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小厮却来报告“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事实戳穿他的西洋镜，原来这是个强圈邻猪、 欺骗乡农、讹诈船家、谋夺弟产、勾结官府、横行乡里的恶棍。 张静斋、王德、 王仁也都是这类人物。他们是封建统治的墙脚和支柱，是儒林中最腐朽反动的一部分，作者满怀憎恶向他们喷射讽刺的烈焰，毫不留情地嘲笑他们。
写得最多的是形形色色的无聊名士，有以娄三、娄四公子为首的湖州莺脰湖名士，景兰江、赵雪斋等杭州西湖斗方名士，杜慎卿、季苇萧等“定梨园榜的名士”，诸葛佑、季恬逸等“选文章的名士”……他们装腔作势，呼朋引类，用高雅的外表包裹猥琐，用无聊的忙碌点缀空虚，把士大夫游手好闲而又自鸣风雅的作风发展到了极致。作者嘲笑他们的庸俗，宣布应当与这种慵懒寄生的传统决裂，但并没有象对待第一类人那样在道德上宣判其死刑。
写得最成功的是一批无智的腐儒，周进、范进、马二先生、王玉辉，他们出身清寒，本来保留着淳良的天性，但封建末世的精神文化，特别是八股和理学，禁锢了他们的思想，破坏了他们的智能，腐蚀了他们的心灵。他们迷信八股，竟至于为它发疯，为它寻死，为它奉献毕生精力，除了它就百不经意也百无一能;他们崇奉理学，竟至于鼓励女儿用年轻的生命换取节烈的旌表，眼看礼教杀人，却连声赞叹“死的好，死的好!”作者用讽刺的笔调写出他们的可笑，中举在封建时代被视为鲤鱼跳龙门的天大好事，但作者笔下的范进中举，不是写范进如何荣宠，而是写他如何发疯，不是写他如何脱青换紫夸耀乡邦，而是写他洋相出尽贻笑邻里，天大的喜事变成飞来的横祸，无上的荣宠却需要挨胡屠户一巴掌，科举选拔的“真才”竟是一个疯子，从这些和谐的音调里可以听到对八股科举的轻蔑的嘲笑。但吴敬梓并不以写出表面的可笑为目的，他从范进同周围环境的关系着眼，深入揭示出发疯的社会根据和心理根据。胡屠户就是世俗风气的代表，从他对范进的挤压，反映当时的社会以有形无形的巨大压力催逼士子“舍着性命”去爬举业的阶梯，爬不上去，那怕亲如翁婿，也要从精神上对他拳椎脚踢。与胡屠户的趾高气扬恰成对比，几十年的科场蹭蹬造成范进浓厚的自卑感，社会习俗的折磨已经养就他自轻自贱逆来顺受的卑怯屈辱和麻木不仁的性格，任凭胡屠户如何叱骂侮辱，他只有“唯唯连声”，捺定性子以万劫不复的奴才性格默默忍受。他的性格反映出科举重轭下落第文人的辛酸悲苦。他的发疯是眼前突然冒出来的巨大惊喜同几十年来悲苦屈辱的惯性相碰撞而产生的精神分裂，作家是从范进几十年的屈辱来写这喜极的一刻，从这喜极一刻的发疯写出历久以来的悲辛。看到范进的狼狈神态和猥琐心理，人们脸上会出现一缕笑痕，但这种笑却与快乐无关，作家写出的是精神受到严重戕害的受伤的生灵，他要揭发控诉八股科举制度把读书人折磨毒害成什么样子!这种对于可悲的人间喜剧的嘲笑，是含泪的笑。鲁迅说吴敬梓“戚而能谐，婉而多讽”，是的，对这批迂儒，作者不是简单的批判，而是怀着悲悯之心进行反思，在谐谑的背后，闪动着悲戚的眼泪。
与前三种人物相对照，淡泊功名富贵、看重文行出处的也有三种人：第一种是贤人，如虞博士、庄绍光、迟衡山等，他们不汲汲于功名富贵，坚持自己的道德操守，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努力经营泰伯祠的礼乐事业，企图以传统的礼乐来改善世道人心，作者以哀婉的笔调写出他们的“风流云散”，客观上说明传统的思想文化无补于现实社会的满目疮痍。第二种是奇人，杜少卿蔑视功名富贵，悖离封建礼教，追求恣情任性、自由不羁的生活，表现出离经叛道的异端倾向，因此象稍后出现的贾宝玉一样，不被世人所理解。他尊重自己的个性和人格，也尊重别人的个性和人格，对沈琼枝那样不甘“伏低做小”，逃出富商门庭，独撑门户，自谋生计的“奇”女子，他引为同类，勇敢地给予支持。市井四奇人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都自食其力，傲视权势者， “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追求“天不收，地不管”的独立生活。这些奇人形象里确有与封建主义相牴牾的民主主义因素在闪光，但他们也找不到社会更新、儒林解放的历史前途，使小说后半部不能不罩上一层忧伤之雾。第三种是下层人，如秦老、牛老儿、 卜老爹、鲍文卿、王冕母亲、匡超人父亲等，他们古风可鉴，表现出温润的人情美，包含着作者对淳朴淡远的生活意趣和朴直敦厚的道德品性的向往和追求。但那毕竟是一曲古老的田园牧歌，听不到强烈的时代音符。
《儒林外史》虽如鲁迅所说： “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缺乏外显情节的自然联系和故事的完整性，但却具有着深隐意蕴的必然联系和内在的统一性。透过表层情节可以发现，作者是在对儒林命运作深沉的历史反思，他对儒林文化——心理结构中一些沉淀很深的糟粕，进行大胆的扬弃，形象地揭示出没落地主阶级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的腐朽糜烂，其中当然包括了对八股科举、程朱理学、礼教道德的批判;同时又认真检验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有价值的因素，企图从中提炼出新的元素以改造儒林的素质，建构新的儒林。他的后一方面的探索染上了一些复古的色调。
《儒林外史》继《金瓶梅》之后，进一步展现了近代现实主义的曙光。首先，从传奇性到现实性，小说更加贴近现实人生。描写的对象从超群的人物、奇异的故事，转向现实社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客观地、精确地“摹绘世故人情”。其次，从情节型到结构型，小说更接近生活真实。描写的重心不在生动曲折的情节和丰富完整的故事，而在于人物的性格闪光和小说的生活意蕴。再次，从说书人的评述模式到隐身人的叙述方式，小说形象更贴近读者。作者尽量不以说书人的身份直接出面指点、介绍、评论，而是以隐身人的身份给读者提供一个视角，由小说人物自己显现在读者面前，缩小了两者之间的距离。复次，从类型化到个性化，小说人物更切近人的真实面貌。 《儒林外史》的人物不再是某种性格类型或某种品德、禀性的规范，而是活生生的经过典型化的“这一个”。人物特征已经从单纯发展到丰富，严监生除了吝啬，还是个软善可欺多愁善感的活生生的人;人物形象已经从整一发展到复杂，王玉辉就是一个观念和情感不断搏斗、礼教和良心激烈冲突的复杂形象;人物性格从稳定发展为流动，匡超人就从纯良孝顺的青年一步步蜕变为丧尽天良的新贵。
在乾隆时代出现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把中国古典小说推上发展的最高峰。在晚清， 《儒林外史》被奉为社会小说的楷模，效法之作如雨后春笋， 《官场现形记》、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层出不穷，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以社会批判为宗旨的小说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