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焕之，是叶圣陶一九二八年的长篇小说《倪焕之》中的主人公。
倪焕之出生在一个钱庄“当手”的小康家庭。他父亲原希望儿子靠科举而“发达”起来，科举废止后，便为儿子找了一个“优越又稳固”的电报局职业。但那是个酝酿着推翻帝制的大变动年代，在中学堂念书的倪焕之已萌生了一个良好的心愿： “干事情总要干那于多数人有益处的”;怀着这个高远的理想，他拒绝了父亲的希望，他不愿在“嗒、嗒”声中度过“平平淡淡的一生”。
不久，武昌起义爆发，倪焕之同当时在校的热血青年一起，积极响应革命并热忱地投入到斗争洪流中去。然而，倪焕之虽有高远的理想和良好的心愿，却缺乏社会经验， “他对于一切的改革似乎都有把握，都以为非常简单，直捷”。当他发现，革命只不过是降下了黄龙旗，剪掉了猪尾巴，除此之外看不见有什么重要的改革，便感到失望了。而刚从南京选了临时大总统回来的校长竟也认为南京“乱糟糟”，所以劝学生不要进政界军界，还是去当小学教员。倪焕之觉得自己先前怀抱的希望是何等阔大，而小学教员却这样微小!他带着这种无端的哀愁开始了小学教员的生涯。小学教育的现状更令倪焕之忧郁与失望： “校舍是一所阴森而破旧的庙宇”，到处纠结着灰尘和蛛网;教材与教育方法又是极端的陈腐，上课便像“和尚道士念经忏”;更使他苦恼的是，学生们并不像他想象的那般爱娇、活泼、敏慧，有的是奸诈、呆钝、粗暴，是一伙“讨厌的小东西”!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现状，倪焕之因此而频频转校，然而那“不过庙宇换了祠堂”!他迷惘地想： “人间的苦趣，冠冕的处罚，就是教师生活了!什么时候脱离呢?”
正在他彷徨苦闷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个使他感佩的同事。这个同事不只教学生识字，还随时留心学生的“体格和心性”。这个同事的事迹使倪焕之意识到事在人为，自己青春还在，生命力还丰富，不应该徒然悲伤，一味地沉沦下去。从此，倪焕之将整个身心投入于教育事业上了。这时，从日本留学回来任公立高等小学校长，且怀有改革教育心愿的蒋冰如在得知倪焕之具有献身教育的思想后便聘请他任级任教员。倪焕之兴奋地觉得： “等候在前头的，是志同道合的伴侣，是称心满意的事业，是理想与事实的一致”。
在倪焕之踏上新的人生旅途的时候，中国大地正在孕育着一场新的巨大变革：新文化运动。新的思想、观念大大地激发了倪焕之变革教育的信念，在蒋冰如的支持下，倪焕之办起了一所农场，以期通过学生的实践活动，获得真切的生活感受和处理事物的实际能力。与此同时，生活又呈示了又一个层面，受到新文化运动熏陶的女师范生金佩璋突然闯入了倪焕之的爱情心域。结婚后，共同商量自编国文教本成为倪焕之伉俪的浪漫蒂克的“闺房之乐”;得着爱情的滋润，倪焕之以更大的干劲投入他的教育改革之中。
但是，倪焕之的改革受到来自校内外的巨大阻力。家长们以为，让学生在农场里与庄稼打交道又何必上学校?学生们则度过了兴奋期后便对农场也失去了新鲜感;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农场的地基原是—片无主坟地，具有浓厚封建迷信思想的乡镇群众由此便害怕这会恼怒了死鬼，从此会搅得大家不得安宁。而乡镇一霸蒋老虎——蒋士镳则无赖般地扬言农场地基是他祖辈的地产，以要与学校打官司作为要挟。如果说金佩璋不仅作为一个妻子，而且还作为一个志同道合的同事曾经帮助倪焕之度过一个个教育改革的精神的与实际的难关，那么当金佩璋意识到自己将要担负起做母亲的责任的时候，像传统的旧式妇女那样，金佩璋用自己手造的与别人帮造的墙与外界隔绝开来了。这使倪焕之由衷地觉得悲哀。当然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因为在焕之看来， “她赋有女性的传统性格;环境的激刺与观感，引起了她自立的意志，服务的兴味，这当然十分绚烂，但究竟非由内发，坚牢的程度是很差的;所以仅仅由于生理的变化，就使她放了手，露出本来的面目”。
正当“幻灭的悲凉网住他的心”的时候，五四运动爆发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惊醒了倪焕之悲凉的心，在革命高潮中，学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深深地感动和教育了倪焕之，他明白了： “真是有志气的人，就应该把眼光放宽大些。单看见一个学校，一批学生，不济事，还得睁着眼看社会大众。怎样使社会大众觉醒，与怎样把学校办好，把学生教好，同样是重要的任务。 倪焕之的人生道路开始了一个巨大的转折：从留意学校一点一滴的教育改革实践进而关注整个社会与民族的命运;他的身躯虽然在南方的一个乡镇，但心灵却飞驰到北京，加入到学生的队伍之中。
革命跑得越快，倪焕之与金佩璋精神上的隔膜也就越深。金佩璋除了即将临产的小宝贝之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她甚至浅薄地将倪焕之投身于教育国民的举动看成是开成人补习班，倪焕之虽然也怜悯她，可是他毕竟觉得“新家庭的幻梦，与实际相差太远了”!正当此时，倪焕之与来自革命中心北京的老同学王乐山相遇了。王乐山的出现，无疑使蛰居于偏僻乡镇的倪焕之大开了眼界，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外面的世界所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王乐山那雄辩的、理性的、对于新旧价值观的重新评估，越发使倪焕之感觉到惊醒之后的苦恼：过去对金佩璋的麻木与落伍，他只是因为投入社会后产生的新生的兴奋主宰着他，才使他对这感叹只成为淡淡的，如今他强烈地觉得那家庭活像巢窟。更使他吃惊的是，王乐山竟然认为自己曾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新方法教育“不过是隐逸生涯中的一种新鲜玩戏”;如果不改造社会，那么学生们进入社会就会被社会所吞没。在王乐山“要转移社会，要改造社会，非得有组织地干不可”的思想的激励下，突然有一件比教师生涯“更有意义的不可知的东西，他朦胧地憧憬着了”。他毅然地离开乡镇、学校、家庭，奔赴到更为广阔的革命运动的前哨阵地——上海去了。
在上海，倪焕之直接参加了王乐山以及像“蜜司脱殷”那样的青年学生们的有组织的革命活动。他亲身经历了五卅运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他无数次地在学校、街头发表演讲，甚至深入到工人居住区进行活动。激烈的斗争虽然锻炼了倪焕之，但是接踵而来的种种迹像使他困惑：在乡镇，蒋老虎摇身一变成了革命者，而蒋冰如却成了土豪劣绅;而更为严重的事实终于也出现了：王乐山被他亲自迎接进城的“革命军”乱刀戮死后扔进了江里;蜜司脱殷在监狱里遭到兽性的蹂躏。政治风云的突变使倪焕之失去了承受能力，他投与的热忱越多，绝望得越彻底，他只能沉湎于酒了;在酒与病的相伴中终于走向了死亡。
叶圣陶在一九七八年重印《倪焕之》的“后记”中说过， “倪焕之是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免不了软弱和动摇，他有良好的心愿，有不切实际的理想，找不到该走的道路。在那大变动的年代里，他的努力失败了，希望破灭了，只好承认自己不中用，朦胧地意识到：将来取得成功的自有与我们全然两样的人”。叶圣陶这一番话概括了倪焕之形象的基本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