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乔治·卢卡契

而作家的智慧就恰巧在于发现在弯路上的典型的事物和个别的事物，并作出一种正确的估价。

【演讲词】

我们的文学中存在着困难，这一点，贝歇尔和西格斯都曾在他们的报告中接触到了。这绝大部分的困难的由来，恰恰是因为我们文学的伟大、有成就以及它的社会和思想的优越性。这在远景问题上特别明显。到今天还要来讲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的巨大区别恰恰在于远景问题上，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陈腔滥调了。我们文学的优越性在远景问题上最清晰地显示了出来。

当我们具体地观察事实的时候，当我们阅读我们大多数作品的时候，我们就能看见，在创造远景上存在着许多问题，我现在敢讲，我们文学中的公式主义的根源之一就在于不正确地塑造远景，在于对远景的机械塑造或机械表现上。

我想稍微说一下什么叫远景。首先，这一定是某一件尚不存在的东西；要是它存在的话，那么它对于我们创造着的东西说来就不是远景了。第二，这种远景不是一种空想，不是一种主观的幻梦，而是客观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客观社会的发展是艺术地通过在一定情况下的一系列人物的发展客观地显示出来的。第三，远景是客观的，不是宿命的。要是它是宿命的话，那它就绝不是远景了。由于它还不是现实，所以它才是一种远景，但它是一种通过实践、通过行动、通过某些人——这些人表现了一种巨大的社会倾向——的思想，通过这一切使现实实现的真实倾向，这种要经由错综复杂的道路才能得以实现的倾向，或许和我们所想象的完全是两回事。并且，艺术作品必须不论在哪一个地方都能中断，但是这个中断并不是字面上的一切为二，这儿出现了一种完全特殊的现实，这种现实我们可以带着深刻的感动在正确地创造出来的形象中经历得到。

请原谅，我现在要举的第一个例子，就不是从我们的文学中提出的。我们想一想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结尾吧。《战争与和平》正文是结束了。那些为保卫自己祖国而战的俄国人获得了胜利，而两个主角，也就是娜塔莎·劳斯托娃和彼尔·别竺豪夫，终于团圆了。小说是结束了，可是托尔斯泰给这部小说添了一段尾声，在这段尾声里，不仅描述了娜塔莎·劳斯托娃和彼尔·别竺豪夫的关系的继续发展，而且也写出了其他各个主要人物的此后命运。这样一种结尾是塑造了一种未来的结尾，这个未来是和小说本文紧紧地联系着的。这个结尾发展了一个更遥远的未来。我们看到，归家途中的彼尔·别竺豪夫在彼得堡的谈话述及了俄罗斯内部的革命，一种由俄国进步贵族推动的内部革命。后来我们在历史上称之为十二月革命。年轻的包尔康斯基的梦想极清楚地显示了这条道路的未来发展。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具有深刻历史性和惊人的艺术性的对远景所创造出来的形式。一方面是深刻的历史真实，这个历史真实是从十二月革命的卫国战争的经历和体会中提炼出来的，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托尔斯泰怎样透过个别人物的个别命运，预示了十二月革命的道路。

因此，我们能够从托尔斯泰这个例子中学到这样一点：只有当远景是从那些具体人物——这些人物就是具体形成艺术作品的人物——的发展倾向中成长起来的，而不是作为一个客观社会真实加在某些只是零散地、个别地联系起来的人物身上的时候，远景才是真正接近生活和真实的。

可以说，这是批判现实主义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事实上，特别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后期发展中，有很多这类小说，这些小说就这一点来说不能算是有远景的。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必须有远景，否则它就不成为社会主义的了。问题在于如何充分地表现这种思想。这样说说是很简单的：我们的远景就是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一方面是个一般的概念，另一方面又是对一个整个的伟大时期的标志，这个时期与个别的人和个别的命运相比时是作为一个抽象的东西存在的，一种纯粹的抽象概念，一种纯粹的理想。

当我们好好想一想，那么这个尺度就很明显了：一部小说中所塑造的典型，所塑造的形象的个人特性能有多少远景呢，有多少远景迫切地要求这样来塑造在作品中出现的人物的个性以及人物的典型性呢。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或者会带着一定程度的惊讶发现，这些作品的直接远景是多么的微弱。

试举肖洛霍夫的巨作《静静的顿河》为例。肖洛霍夫是怎样结束他的小说的？他是这样做的，就是在几年内战之后，哥萨克的村庄已经和社会主义协调了，而不是这个村庄已经社会主义化了——它已和苏维埃政权和好，愿意和苏维埃政权和平地生活下去。

当然，这种远景在不同作品中，根据作品所要表现的时代，根据各种人物形象，是永远不相同的。但是，这里面包含着真理，这永远是一种相对的、有节制的直接远景。为什么连那部最著名的小说，那部内容包含得最丰富的小说——我还想拿《静静的顿河》来作例子——也只包含着一个发展阶段，而它的远景——列宁会这样指出它的缺点的——却只能具体地照亮下一步，下一个环节。要是一个作家越出了这个范围，那末他就会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使他的形象概念化。或者，这将是我们必须研究的另外一个问题了，他必然会把他作为思想家，作为优秀的社会主义者所想塑造的那种远景硬行塞到他的形象身上去，这样就会使形象歪曲，产生概念化以及其他种种毛病了。

事实上是这样的，人总是慢慢地经历了非常艰苦的反抗之后才理解走向社会主义的真正目标，慢慢地在这条道路上前进的，为了正确地理解这条道路，经常需要走许多弯路。这就是真实的情况。

另一方面，在我们的文学中也有这样许多情形，有些人出于一种全然是善良的意图，想使这种转变飞快地进行，想使一个才规定不久的目标很容易地就被达到。很明显的，很多作家在远景塑造方面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但是他们选了这样一条道路，就是他们把我们现实的远景当作已经付诸实践的现实表现了出来，那末现实就超过了已完成的社会主义的抽象远景了，我知道这样一些作品，在这些作品里，出现了具体的、只对个别人有用的共产主义远景。

我认为，这样就把一个十分深刻的问题带入到我们的文学中来了。最后这样一种问题的提法，就是我刚才讲到了的，我认为是有着双重错误的。一方面它过低估计了阻碍和旧的残余，特别是存在于人们身上的、在他们的灵魂里的旧的残余，另一方面，它又过高地估计了迅速实现的结果，由此而作出一幅歪曲现实情况的图画。

要是世界能够仅仅通过一个在理论上是正确的问题的提出而改变的话，要是每个人碰一下这种理论的魔杖就都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话，啊，同志们，那末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将不是人类从前的历史的结束了。结束人类从前的历史需要我们——就像马克思在一百年前所说的那样——进行几十年的斗争，不仅为了战胜敌人，也为了克服我们自己身上的旧残余。

什么是“大团圆”呢？“大团圆”是一种乐观主义的结尾，这种结尾没有社会的信念，没有明确的目标，而这种目标是能够从个别的和典型的情况中真正有机地产生出来的。我们文学中的公式主义的巨大错误——不管它的理由是多么充足——就在于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文学从正确的乐观主义引到一种陈腐的、没落的“大团圆乐观主义”中去。

马克思说，真正地向前迈了一步比任何一个措辞漂亮的纲领都要有意义。文学也唯有这样才能有意义，有非常大的意义，要是它能够通过形象把这一步表现出来的话。如果在我们的文学中只是把一种纲领性的要求表现为现实——这是我们的远景和现实问题，那末我们就完全忽视了文学的现实任务。

列宁说，现实永远比最优秀的思想，甚至比最优秀的党的思想都更要机智。我相信，在远景问题的后面，隐藏着我们的任务，作家的任务恰正在这里，就是要揭示现实的这种机智。作家把现实就像它本身所进行的那样揭露出来，那是非常简单的。但一切在弯路上的东西都是非常复杂的——而几乎所有的人都要走弯路，要是他们想实现自己的目标的话。在这种机智里，人们的愿望以及一般的目标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而作家的智慧就恰巧在于发现在弯路上的典型的事物和个别的事物，并作出一种正确的估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