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先秦两汉文学的历史背景与阶段划分
(一)先秦两汉文学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作为一个时间概念，先秦两汉是指东汉末年以前漫长的历史时期。要了解这一漫长时期的中国文学，首先要对这一阶段的历史文化有一个大概的认识。
考古研究证明，早在200万年至170万年以前，在中华大地上已经有了巫山(重庆巫山)人、元谋(云南元谋)人的足迹。到了距今大约一百万年到五十万年左右，陕西蓝田人已经会使用石器并且会用火①。到了距今约七十万至二十万年左右生活在中国北方的北京人，除了可以制造石器之外，还能把兽骨拿来用简单磨制等方法制作骨器。在距今大约两万年前生活的山顶洞人，已经能够把石珠、贝壳、鸟兽的骨头等经过磨制、打孔、染色等方法制成装饰品，把死者埋葬在地下室并在其周围撒上赤铁矿粉，这说明山顶洞人已经具有了审美意识和原始的宗教信仰。在距今大约七千到五千年左右的仰韶文化阶段，中国人不仅可以制作精美的彩陶，建设村落，而且还发明了用符号记事的方法，这些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可以看作是最早的“汉字”或者是汉字的前身。在与仰韶文化同时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里，发现了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从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考古学界一般把这段时间称之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可能包括传说中的轩辕、神农、尧、舜时期，从社会形态上讲则属于原始氏族社会后期，包括母权制和父权制两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原始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饲养家畜家禽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制陶工艺不断进步。其中，代表着山东龙山文化的双层镂孔蛋壳黑陶杯，其制作工艺让人叹为观止;制玉工艺已经兴起，良渚文化的大型玉琮、玉璧制作精美;早期青铜器已经问世;建筑技术日趋提高，横洞穴式、半地穴式、地面营造和空中居住等各种建筑形式都已产生，并出现了像河南登封王城那样的小型城堡。随着社会产品的积累，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预示着私有制和阶级已经诞生。到了距今大约四千年时期，中国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随着夏商周等国家的交替产生，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和四百年大汉帝国的建立，中华民族已经跨入了当时世界最先进最发达国家的行列，最终奠定了无愧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称号的中华文明，并且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
中国有着广阔的国土。早在距今上万年的新石器时期，中华大地就体现出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态势。黄河流域在早期有新郑裴李岗文化、河北武安磁山文化和甘肃秦安大地湾文化，在中后期黄河中游有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在黄河下游有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在黄河上游有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在长江中游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湖北龙山文化，在长江下游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在华南地区有山背文化、石峡文化，在西南地区有云南宾川的白羊村遗址和藏东的卡若遗址，在北方地区有沈阳新乐文化、内蒙古赤峰为代表的红山文化，等等。与夏商周同时，在中华大地上也同样活跃着各种不同的文化与文明。例如，在四川有与夏商周约略同期的三星堆文化，在内蒙古赤峰有夏家店文化，在吉林有西团山文化，在甘肃临洮有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在江苏有湖熟文化，等等，其中在四川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像雕塑之精美，可以说是世界文明的奇迹。所有这些，不仅说明中华民族历史的悠久，而且说明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①。
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它是刻画在兽骨和龟甲上用于占卜的一种特殊文字，并不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最初形态。实际上，中国文字的产生应该比这更早。上引仰韶文化中的刻画符号，有人就认为是中国早期文字的开始。无独有偶，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中，也出土了与之相类的中国早期文字。这说明中国人早期的文字记事应该远在甲骨文字之前。《尚书·多士》曰：“唯殷先人有册有典。”“典”和“册”都是象形字，意即用笔把字写在竹简或木条上，然后用绳把它们连接起来，也就是以绳编简的象形。这说明商代除了有甲骨文之外，还存在着记事的典册。而现存《尚书》中的《盘庚》诸篇，学术界公认是殷商时代的文献，这文献自然是当时用甲骨文之外的另一种书写文字记录下来的。在甲骨文考古中人们发现，其中有些甲骨文不是直接用刀刻上去的，而是先用笔写在甲骨之上，然后用刀刻画的，这说明那时已经有了书写的方法和相应的工具。《尚书·序》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左传·昭公十二年》记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国《尚书·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以上说法虽然带有传说的性质，但是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国的文字产生当在殷商以前，中国人很早就用文字来记载历史。在《史记》里所记殷商帝王世系与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基本相符，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司马迁可能看过早期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历史资料。除了用文字记录的历史之外，神话与传说在上古社会也一直起着传播历史的重要作用。在中国早期的文献中记载下来的诸多上古神话与传说，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看成是上古文化的历史记录。这说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传统，是被后人一代一代地不断地继承下来了。所以，对于殷商文化的高度发达，特别是青铜器的制造和传说中音乐歌舞的精美，我们不应该感到吃惊。
在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姬发率领诸侯攻灭了商纣王，建立了西周王朝。周王朝不但建立了远较前代更为先进的社会制度，而且还建立以礼乐文明为标志的先进文化。周代社会是典型的宗法制社会，它继承了原始氏族社会传承下来的社会制度，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来建构政治关系，决定土地占有的形式，确定社会的等级秩序，这就是所谓的“亲亲”和“尊尊”。武王克商后，大封同姓兄弟、异姓亲戚为诸侯，帮助周王室镇抚各地，以保护王室的安全，“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同时，周人还确立了立子立嫡制、同姓不婚制等与之相配。“是故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异姓之势弱，天子之位尊。有嫡庶之制于是有宗法有服术，而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有同姓不婚之制而男女之别严。且异姓之国非宗法之所能统者，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于是天下之国，大都王之兄弟甥舅，亦皆有兄弟甥舅之亲。周人一统之策实存于是”①。也就是说，周人是靠宗法关系建构起一个政治网络，靠亲亲与尊尊的道德枢机来强化了其政治功能的正常运行。这种分封制同时又是周代社会的经济占有形式。按此制度，周王是天下所有财产的当然占有者。“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北山》)，他的权力是上天赋予他的，因此他就是天子。从宗法制角度来讲，他就是天的长子，是天下大宗。凡同姓诸侯都要尊奉他为大宗子。以次而降，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也各具有其上下宗属关系。天下的土地和财产也就依次而下分②。这种新型的宗法关系和土地占有关系的结合，成为周代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使周代社会成为中国古代典型的宗法制的封建领主社会。这种社会和殷商社会相比，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表现出相当大的进步。
周人不仅在政治制度上远较商代为先进，同时还建立了先进的理论思想体系。周人在其灭商建国之际，对于前代的历史经验进行了认真总结，首先建立了新的天命观。殷人相信天命，他们认为在人世之上有个冥冥之天统治着一切，人只有被动地去接受天的安排，需要靠问神、占卜的方式去征求天的意见，以此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而周人相信天命，却看到了天命和人事相关的本质。在周人看来，天固然决定人的命运，但“天命”并不仅仅是上天的一种主观意志，它同样需要参验人事来进行决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同上)。基于这一认识，他们确定了“敬德保民”的治国纲领，它的要义包括两端：一是自我方面的完善，二是施恩惠于民。自我完善就是“敬德”，它要使统治者保持良好的自我道德素质，从积极方面说是“诚敬”、“孝友”、“勤劳”;从消极方面说，是“无逸”、“戒酒”。施惠于民就是“保民”，要“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要禁止“乱罚无罪，杀无辜”(《尚书·无逸》)，要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左传·定公十一年》)。我们看现存周人文献论及治国大要之处，莫不冠之以“敬德保民”的基本精神。以后儒家在经典著作《礼记·大学》开宗明义所讲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实在是周人这种政治思想精神的最好概括。与这种“敬德保民” 的治国纲领相配，周人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礼乐文化制度，“礼”既强化了社会等级(尊尊)，又靠血缘关系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亲亲)，而这一切又可以通过“乐”的教化由外在的规范而变成内在的行为自觉。周人的这种先进制度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此后数千年中国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基础。王国维曾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其意义不在于一家一姓的灭亡和都邑之转移，而在于“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①。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都是在周代文化的影响下整理完成的。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中国从此又进入了大动荡大分化的春秋时期，社会也开始一场新的变革。在春秋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天子衰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强侵弱，众暴寡，大国争战，小国结盟，在不断的变乱中，逐渐冲决了周王朝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开始寻找新的社会体制。这时期，“世卿世禄”式的宗法制度被破坏了，以往的旧贵族沦落了，一个新型的地主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由于脱离了宗法制度的束缚，大量的农奴变成了自由民，他们之中的杰出人才脱颖而出，积极参与社会的变革和政治斗争，也开始参与文化建设。到了公元前475年前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期，周王朝彻底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齐、楚、燕、韩、赵、魏、秦等七个国家逐渐强盛，加紧了兼并和统一的历史进程。在从春秋到战国共五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政治制度逐渐演化、逐渐走向新的成熟，最终由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式的封建地主制国家。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的大分化、大变革时期，自然更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们从社会、政治、哲学、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学术的思考与总结，探索中国的未来之路，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出现了儒、墨、道、法、名、阴阳、纵横、杂、农、小说以及兵家等各种学派，出现了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商鞅、韩非子、田骈、慎到、驺衍、惠施、公孙龙子等著名学者。特别是以儒、墨、道、法、阴阳为主的五家学说，从不同程度上为秦汉社会的建立提供了文化上、政治上、哲学上和思想上的基础，并为中国后世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这在中国历史上又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秦王朝虽然短命，但是继之而建立的大汉帝国却基本上继承了秦人创设的社会制度，并在百家争鸣的基础上进行了思想文化整合，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后世社会的主导地位。大汉帝国的建立约略与西方的古罗马帝国同时，这两个东西方的大国在当时代表了世界文明的最高水平。大汉帝国的疆域之广大，人口之众多，生活之富庶，文化之发达，也远远超出了以往的夏商周各代，它是在经过了几百年的历史大变革、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社会，它的伟大气魄让后人叹为观止。
(二)先秦两汉文学的阶段划分
先秦两汉文学在如此广阔的历史文化时空下产生，自然也具有同样恢弘的气度，它是先秦两汉历史和文化的艺术总结和诗意的升华。作为具有奠基意义的先秦两汉文学，又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其中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辉煌的起点，两汉文学则是中国文学走向独立的阶段。
广义的先秦文学应该指从原始文学的产生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全部内容，但是由于在文字没有产生之前的口头文学难以得到保存，所以我们的研究只能从有文字记载开始。不过，在人类发明了文字以后，无疑可以把以前口传的文学记录下来一部分，使得我们对于中国早在夏商以前的中国文学并非一无所知。这样，依时间的线索，我们大体可以把先秦文学分成以下几个阶段：(1)文字产生以前的文学;(2)商周文学;(3)春秋战国文学。
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字产生以前的文学，大体上可以定在商王朝以前。在传说中的夏王朝或者更早，从理论上说虽然有文字产生的可能，并以相关的刻画符号和传说为证，但是因为没有可资证明的实物或文献史料，我们只能把它看成是传说时代。传说时代的文学应该包括上古神话、原始歌谣和口传史诗等几个方面。以上内容大都记载在《尚书》《诗经》《周易》《左传》《国语》《竹书纪年》《山海经》《礼记》《吕氏春秋》《楚辞》《史记》《淮南子》等先秦两汉的文献典籍里，材料虽然十分有限，可是并不影响它的丰富性。在上古神话里，我们可以看到先民们如何战胜各种自然灾害，如何进行生产，如何进行取火、盖房、养蚕、织布、畜牧、渔猎、种植等生活活动，如何进行艺术的创造。在历史文献中保存的上古歌谣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人的情感世界和娱乐生活，看到了后世诗歌与前代诗歌所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研究文学艺术的起源和中国文学的民族传统时，这一时期的文学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
殷周时期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中国文学，其内容包括甲骨文、金文中具有文学内容的记述文字，《周易》卦爻辞中的部分殷周歌谣，《尚书》中的《商书》《周书》部分，以及保存了殷周两代诗歌的《诗经》等内容。甲骨文和金文虽然都过于简略，文学性不强，但是它们已经具有了中国叙事文学的基本模式，可以看成是中国后世叙事文学和散文文学的前身。《周易》中的卦爻辞本是殷商时期用于卜筮的文字，但有些地方却以歌谣的方式出现，其中有些爻辞与《诗经》的诗歌极其相似，无疑是中国早期诗歌的遗存。《尚书》中有五篇《商书》，是殷商历史的真实记录，其中《盘庚》上中下三篇是殷王盘庚迁都时的演说辞，全篇以说理为主，但同时晓之以情，语言、口气等都符合人物身份，形象和个性在字里行间也有着较好的体现，文字简洁而生动，这说明那时人已经较好地掌握了记述和叙事的技巧。《尚书》中的《周书》大都是西周时的作品，其体制比《商书》更为完整，结构严谨，手法娴熟，叙事有条不紊，记言形象生动。它们既是周代早期政治家思想的完整记录，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散文基本上已经成熟。
商周时期最伟大的文学作品是《诗经》，其中的《商颂》五篇是商代作品，记录的是殷商历史的祭祀性史诗①。其余均为周代作品，其中《周颂》和《大雅》全部、《小雅》的大部分和《国风》的小部分都为西周作品，《小雅》的小部分和《国风》的大部分以及《鲁颂》为东周和春秋前期的作品。《诗经》的编辑和成书，奠定了中国抒情诗的传统并确立了它的民族文化特征。从《诗经》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抒情诗歌创作一开始就具有普及性，是群众性的艺术。它的创作队伍是相当广泛的。这里既有上层统治者，如周王、执政大臣、公卿大夫，也有下层贵族和平民百姓、农夫、奴隶;既有各阶层的男人，也有各阶层的女子。从《诗经》中还可以看出，中国诗歌创作一开始就是直接面向生活的，是现实的世俗的艺术。诗人们面对自己的现实生活，“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汉书·艺文志》)，“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莫不把诗歌作为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的最好工具。这里有君王的忏悔，如《周颂·小毖》;有公卿对时政的关心，如《大雅·民劳》;有失意贵族的哀怨，如《小雅·小弁》;有征人对家乡的怀念，如《豳风·东山》;有女子对恋人的痴情，如《郑风·狡童》;有对农业生活的叙述，如《豳风·七月》;有宗教礼仪上的歌唱，如《周颂·丰年》;有民间风俗中的男女互答，如《郑风·溱洧》……正是这些从现实生活中捕捉到的诗歌题材，组成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从世俗里看社会，从个体中看群体，从际遇中看人生，从生活中看历史，这就是《诗经》所奠定的中国诗歌的文化传统。它是以小溪汇成的巨流，以繁花簇成的锦绣，是以个体的平凡所构成的伟大的群体艺术。正是这种抒情诗的民族文化传统，昭示着后代各阶层进行广泛的诗歌创作，使诗歌成为中国人最为喜爱、最为普及、也最具表现力的文学形式，使中国成为一个诗的国度。
中国文学发展到第三个阶段是春秋战国文学。这时期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历史散文的发展。其中《春秋》是当时众多史书中的一部。它是鲁国的大事记，是孔子根据鲁国历史资料编写而成的。它是中国现存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以年月纪事，笔法极为简练，在叙事文字中自然寓有褒贬。《左传》是一部与《春秋》体例大致相同的纪年体史书，也有一种说法说它是为《春秋》所作的传。其起始与《春秋》同为鲁隐公元年(前722)，而结束则为公元前468年，比《春秋》多记了14年。此书用了将近二十万字的篇幅，详述254年间发生的历史大事。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其叙事详细生动，写人生动传神，描摹人物语言毕肖，其结构布局之严整，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标志着中国历史散文的成熟。《国语》是现存中国第一部国别史，其纪事起于西周穆王到战国初年的鲁悼公，分为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尤以晋国历史记述最详。《国语》以记言为主，记事为辅。在记言中往往侧重于人物对事件的判断，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同时部分地方的叙事也极为生动，如晋公子重耳出亡一段甚至有小说色彩，也是十分值得重视的一部作品。到了战国时期，纵横家和策士们出于游说人主的需要，记录了无数战国纵横家言行史料，有的叫《国策》，有的叫《事语》、有的叫《修书》等不同名称。这些史料中的一部分被西汉刘向编在一起，依国别汇为东周、西周、秦、齐等十二策，定名为《战国策》。《战国策》以辩丽恣肆见长，又有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段和传神细腻的描写技巧，书中又多用寓言故事，可谓文采飞扬，备极生动。除了上述四种历史著作之外，该时期还出现了具有传奇野史性质的《穆天子传》、以写人物传闻故事为主的《晏子春秋》等著作，显示了这一时期历史散文的多方面成就。此外，如《逸周书》《竹书纪年》等史学著作，和近年来考古新发现的《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语》等著作，也属于这一时代的历史散文，同样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
春秋战国时期文学第二个显著特征是诸子散文的大量涌现。诸子散文开始于春秋后期的《老子》《孙子兵法》和《论语》。其中《老子》五千言是以韵语写成的哲学著作，《论语》是孔子的门人及其后学辑录的孔子的言行，《孙子兵法》讲的是用兵之道。这三部书的篇幅虽然都不长，但是内容却非常丰富，语言极其精练，在只言片语中蕴含了深刻的道理，是真正的具有原创意义的人类文化经典，有无限的阐释空间。进入战国，诸子百家著述迭出，《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是其中的代表。《墨子》以说理朴素明白见长，并长于逻辑思辨;《孟子》一书由孟轲及其门人所著，以饱满的热情宣传孟子的“仁政”主张，其文多譬善辩，而孟子其人对其主张的自信，“说大人则藐之”的气概和充满感情的言说尤其为人所击赏。《庄子》一书也是庄周与其后学所著，其文之汪洋恣肆，其想象之超乎寻常，其风格之诡谲怪异，其思想之深刻无涯，使其书成为先秦诸子中最具文学色彩的著作，也可以说是用诗化的语言写成的最富有情采的哲学。《荀子》之文的博大雍容，谨严绵密，《韩非子》之文的析理透辟，冷峻峭刻，也足可以为后世文章之法。《吕氏春秋》是战国后期秦丞相吕不韦汇集门客所编，虽出于众人之手，却建构了一个最为系统的文章结构模式，全书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十二纪中每纪分为五篇，八览中每览分为八篇，六论中每论分为六篇，显见全书是精心结撰之作，其汇总百家之说的用心可谓良苦。除上述诸家之外，如《商君书》《公孙龙子》《申子》《慎子》《文子》《尉缭子》《鹖冠子》《尹文子》等等，也各以其独到的思想见解而流传于后世。此外，如《礼记》《仪礼》《周礼》等礼学著作，也都产生于战国时期。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山东银雀山汉墓《孙膑兵法》、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郭店出土的楚简《太一生水》《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唐虞之道》《五行》《忠信之道》《成之闻之》《性自命出》《尊德义》《六德》《语丛》(一、二、三、四)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性情论》《缁衣》《民之父母》《子羔》《鲁邦大旱》《从政》(甲、乙篇)《昔者君老》《容成氏》等著作，不仅证明了前人所怀疑的一些著作如《礼记》《尹文子》等的确是战国人所作，而且再一次证明了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之说的腾涌。这不仅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国古代论说散文的空前期。春秋战国时期诸子散文博大丰富的内容和高超的艺术表现，无论从思想史还是从文学史方面都为后人所称道。
春秋战国时期文学第三个显著特征是楚辞的产生。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以楚文化为背景而创造的一种新诗体。屈原出身于楚国贵族，是一位贵族政治家。他生当社会大变革的战国后期，企图以自己的“美政”理想来拯救楚国，但却遭到楚王和一伙掌权的贵族旧势力的迫害。屈原又是一位追求个体人格完美的圣者，他不愿意抛弃高尚的个人节操而与他人同流合污。屈原又是一位哲人，在个体理想和社会理想都得不到实现的时候，对自然、历史和人生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他把所有的这一切付诸诗章，写出了惊天动天的伟大诗篇《离骚》，以及《九歌》《九章》《天问》《招魂》等一系列作品，抒发自己的崇高理想，表达了对人生价值的高尚追求和对历史文化的反思拷问。屈原把丰富的情感和强烈的理性精神相结合，把美妙的神话与瑰丽的语言相结合，把中国诗歌创作推向了浪漫主义的新高峰。其后，宋玉在刻意学习《离骚》的基础上又创造了抒写文人怀才不遇为主题的《九辩》，并创造了《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对楚王问》等一系列作品，开中国赋体文学之先河。
先秦文学到春秋战国时代达到了高峰，并奠定了中国文学的民族文化传统。继之而来的是两汉文学。在400年的两汉盛世里，诸子散文得到了新的发展，在西汉，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桓宽的《盐铁论》、刘向的《战国策叙录》等著作，东汉王充的《论衡》、崔寔的《政论》、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等著作，把中国古代说理性散文逐渐引向独立发展之路。
相比较而言，两汉史传文学因为有了司马迁的《史记》而大放异彩。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史家气度，不仅写出了中国人的第一部通史，创造了一种新的史学体例，而且创造性地开辟了传记文学这一文学新形式。它通过写人来写历史，不仅写出了人在历史事件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写出了形形色色的中国人，写出了中国人的性格，写出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同时，《史记》在传记文学篇章的结构、人物形象的塑造、语言的生动传神、故事的委婉曲折等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并对后世戏曲、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史记》之后的《汉书》，在叙事记人方面也有其独到之处，其语言之文雅，叙事之绵密，堪为典范。
两汉文学中最典型的文学样式是汉赋。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又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这就从文化传承和文体形式两个方面对赋这种文学样式做了准确的界定。说赋是古诗之流，是因为汉赋的确是从古诗中流变出来，不仅是文体的形式，而且还包括体现在汉赋中的文化精神。它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汉赋继承了《诗经》到楚辞的颂美讽谏精神，并把它作为汉赋创作的主导思想; 第二是它把抒写文人士子的个人哀怨作为重要的内容之一，这同样是从《诗经·小雅》到楚辞中的重要内容。说赋“不歌而诵”，是因为赋这种文体不再可以歌唱，它是从文人士大夫在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逐渐演变而成的一种只可以诵读的文体。赋这种文体在汉代的发展，又可以再分为散体大赋和骚体赋两种主要形式。大体来讲，以颂美讽谏为主的，是散体大赋;以抒写个人哀怨离愁为主的，是骚体赋。它从两个方面表现了汉代文人的文化心态。一方面是借助于赋这种文体对汉代社会的空前繁荣给予了热情的歌颂，同时也表现了汉代文人们对于国家政治的关心。强盛的国运，丰饶的物产，奢侈的生活，征服者的心态，都在汉代散体大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最大程度地张扬了两汉浪漫主义精神，其代表作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作品，都可以看成是两汉社会文化精神的艺术表现与象征。而骚体赋则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汉代文人个体精神的失落，他们在一个强盛的国度里虽然可以从政做官，可以过比较平稳的生活，但是在封建集权制下却永远失去了像战国时代的士人那样可以尽情地张扬自己个性的条件。于是，感叹士之不遇，生不逢时，就成为骚体赋的基本情调，董仲舒、司马迁、班彪、刘歆等人的赋作以及王褒、刘向等人的拟楚辞是这方面的典型作品。到了东汉后期，随着汉帝国的由盛到衰，汉大赋渐渐失去了它的活力，骚体赋也不再繁荣，一个由抒情小赋和抒情诗为主流的文学时代逐渐到来。
与赋这种文体更多地继承了《诗经》楚辞的颂美讽谏和抒情传统不同，诗歌在汉代则更多地继承了自战国以来以享乐为主的新声传统。从大的方面，可分为乐府诗和文人诗。“乐府诗”，顾名思义，就是由乐府官署搜集、演奏、保存下来的诗歌。这些诗歌，有一部分是由帝王、贵族、官僚、文人们制作的，还有一大部分是从各地民间采集来的。班固在《汉书·礼乐志》中说：“至汉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他在《汉书·艺文志》中又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以此，知汉武帝立乐府采集民间诗歌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用于宗庙祭祀的“采诗夜诵”，目的之二则是效仿周代“采风”制度来观察民俗风情。其实在这两者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统治者的娱乐观赏，但是在客观上则起到了搜集、整理、保存、流传民间诗歌的作用，在文学史上有重大意义。据《汉书·艺文志》所辑，当时收入乐府中的歌诗起码有以下几类：(1)皇帝贵族及王室近臣宫妾等所作歌诗，(2)宗庙祭祀歌诗，(3)帝王出行巡狩和军旅歌诗，(4)歌舞艺人和一般文人所作歌诗，(5)各地方歌诗。从时间顺序上，我们也可以把汉乐府诗大致分为西汉乐府和东汉乐府。一般来说，西汉乐府诗主要包括以下作品：(1)《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和《郊祀歌》十九章;(2)《鼓吹铙歌》十八曲;(3)从有关文献记载和诗歌本身可以或大体可以定为西汉的作品，如《大风歌》《秋风辞》《薤露》《蒿里》《鸡鸣》《东光》《江南》等，其余诗篇大体上可以归之于东汉。汉乐府诗歌从音乐上讲是一种新乐调，从语言上看也是一种新形式。它不是对诗骚体的继承，而是一种新创造。从章法上看它很少像《诗经》那样重章叠唱，大多是一章到底。即便是分章分节的作品，也很少有句子的重复;形式上多变化，如大曲多分为“解”，前面有“艳”，后面有“趋”和“乱”。从句式上看除少数诗篇采用四言和骚体句式外，大都以杂言和五言为主，还有些七言句。从用词上看它也不再有诗骚体那样多的虚词和单音词，而是以复合词和双音词为主。这一切都说明，汉代不但是中国诗歌传统从上古到中古转变的新阶段，也是中国诗歌形式从上古到中古发展变化的一个新阶段。反映这种转变的诗歌主要就是乐府诗。它不但从诗歌形式上开创了汉以后一种中国诗歌的新诗体——乐府诗体，并孕育了五言诗和七言诗。正是这三者，成为从汉到唐的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汉代乐府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从文学形式的创造方面看得最清楚。
汉代也是文人五言诗的大发展时期。文人五言诗的代表是《古诗十九首》和传说中的苏李诗，其产生时代应该在东汉中早期①。文人五言诗本从乐府诗中脱胎而来，它与散体大赋、骚体赋同为文人所作，但是在情感的抒发上却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散体大赋主要抒发的是文人们对于汉代社会的颂美与讽谏之情，骚体赋抒发的是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悲士不遇、生不逢时的感情，那么，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五言诗所写的则是他们的世俗之情，是游子思妇的相思与伤别，是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抒怀，是世态炎凉、怀才不遇的感叹。它生动地反映了汉代文人士子游学求仕的艰辛生活，真实地袒露了汉代文人士子的世俗情怀，深刻地表现了汉代文人的生命意识。《古诗十九首》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其真挚自然的抒情风格尤为人所注重。前人评价《古诗十九首》，多用“真”和“自然”等语，如元人陈绎曾在《诗谱》中说它“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至情”;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它“自然过人”。这正是《古诗十九首》的最主要特点。它们没有标题，如随口吟唱，只是凭外界景物对灵感的偶然触发，突然把蕴藏在自己心底多年的人生经验和生活感受倾吐出来，毫无矫饰地向人们袒露了他们那真实的内心世界，因而读起来特别亲切感人。《古诗十九首》具有整体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胡应麟在《诗薮》中评价《古诗十九首》，说它“随语成韵，随韵成趣，辞藻气骨，略无可寻，而兴象玲珑，意致深婉”，费锡璜在《汉诗总说》中则说它“不可句摘，章法浑成，句意联属，通篇高妙”，都是指它的这一特点。《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意味着中国诗歌到东汉以后出现了新的转型，它在世俗的乐府抒情诗基础上逐渐融会了汉代骚体赋中的文化精神，并成为魏晋六朝以后文人诗发展的主要方向。这对中国后世诗歌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两汉也是中国古代戏曲和小说进一步发展的时代。从理论上讲，先秦文学中诗、歌、舞三位一体的综合形态，就已经蕴含着后世戏剧的萌芽，但是却没有完整的具有戏剧形式的作品流传下来。而汉代不仅有了更为具体的相关记述，而且在汉乐府中还保留了我国最早的一篇歌舞剧本《巾舞歌辞》。“巾舞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我国最早的一出有角色、有情节、有科白的歌舞剧。尽管剧情比较简单，但它却是我国戏剧的祖型。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它具有重要价值”①。同时，在先秦具有小说萌芽的《穆天子传》等著作的基础上，汉代的小说向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子史类的小说，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袁康与吴平的《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应劭的《风俗通义》以及无名氏的《燕丹子》和传为刘歆作的《西京杂记》(又一说为西晋葛洪所作); 二是神怪故事类小说，如《列仙传》《神仙传》《洞冥记》《十洲记》《括地图》《神异经》《汉武帝故事》《蜀王本纪》《徐偃王志》《汉武帝内传》等等。这些小说类作品，实开六朝小说之先河，并从故事原型和文化内容方面对后世中国的小说以及戏剧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注释
① 蓝田人可分为公王岭和陈家窝两地,其中公王岭人距今约一百万年,一说约八十至七十五万年;陈家窝人距今约六十五万年,一说约五十万年。①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①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王国维遗书》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② 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第76-77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①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王国维遗书》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① 关于《商颂》,向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是殷商时期的作品,一种说法认为是春秋时宋国的作品。我们认为前者更为可靠。有关这方面的考证,可参见杨公骥《商颂考》,载杨公骥著《中国文学》第464-48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①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产生年代,历来有很多争论,有的人说它产生于西汉早期,其中有枚乘的作品;有的人说它只能产生在东汉末年,或者建安中曹、王所制;还有其他说法,各能讲出自己的道理,但又难以完全说服持不同意见者。结合下文对东汉文人五言诗的创作情况分析,特别是结合对班固《咏史诗》和秦嘉《赠妇诗》的分析,我们把这些诗篇的产生年代定为东汉的中早期,也许是比较恰当的。此处可参看赵敏俐《论班固的〈咏史诗〉和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成熟问题——兼评当代五言诗研究中流行的一种错误观点》,载《北方论丛》1994年第1期。① 杨公骥《西汉歌舞剧巾舞〈公莫舞〉的句读和研究》,原载1950年7月19日《光明日报》,增订后又刊发于《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