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与经学·儒家经典与文学·《春秋》与“春秋三传”
(1)《春秋》
今人多谓《春秋》为鲁国编年史，孔子曾修改润色。考之古代文献，其说很难视为确论。
《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④又《史记·孔子世家》谓孔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史记》卷四七)。从这些记载中可见，孔子是有感于社会动乱的现实，要在历史记载中有所寄托而撰写了《春秋》。《孔子世家》又引孔子的话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卷四七)《孟子》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孟子正义》卷六)。这些记载应是较为可靠的，即孔子确实在该书中投入较多的精力，并在其间表现出自己的态度、立场。《春秋》一书记载了东周特定历史时期二百四十余年间各诸侯国的大事。这些事件的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如此之大，不可能是任何史官所亲见亲闻。孔子在撰写时是有所依据的，即“因史记”。这后一则记载关注者较少。实际上，它在告诉人们，孔子所依据的“史记”，是史官记录的原本，即鲁国前代史官的成果，孔子则是对这些著作进行了再加工。
这原本的“史记”同《春秋》的关系，应与《资治通鉴》同其他官修史书之间的关系相仿。而司马光也正是效仿《春秋》并且要上继《春秋》，创作了这部旷世巨著。杜预《春秋序》云：“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春秋左传正义》卷一)孔子修《春秋》是否“上遵周公遗制”，姑置不论，但是，“刊而正之”云云，应较合于史实。因此，仅仅把孔子对《春秋》的作用解释为“润色”，未免过于主观。正如司马光之于《资治通鉴》那样，孔子拥有《春秋》的著作权。
一些学者举《左传》中某些记载为例，证明《春秋》中的有些记载或断语并非出于孔子。的确有这样的例证，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庄公被杀，史官赶到现场，写下“崔杼弑其君”。又《左传》宣公二年，史官董狐书“赵盾弑其君”。这是两则出自齐、晋史官笔下的结论。而《春秋》的记载与之完全相同。究其原因在于春秋时，诸侯国间有赴告的惯例。一国发生重大事件，便派使臣通报其他诸侯，特别是会盟诸国。鲁史官依据齐、晋赴告而记下这两个事件。孔子修《春秋》时将一些合于孔子之“吾道”的历史记载吸收过来，这也是“因史记”的方式之一。而且，董狐面对权倾朝野的赵盾，敢于这样书写，还受到孔子的称赞(见《左传》宣公二年)。这也可以说明，《春秋》一书对历史事件的概括及其所体现的社会观、历史观，也是孔子汲取前代史官的传统和历史学成果，进一步提炼、升华而形成的。
《史记·孔子世家》又云：“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这受到历代文人高度推崇的“春秋笔法”，也同《春秋》文本的撰述一样，表现出孔子对文章艺术表现手法与表现能力方面精益求精的追求。
《春秋》一书给予后世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春秋》大义”和“《春秋》笔法”两方面。
所谓的“《春秋》大义”，即对写作态度、写作立场的要求。它要求作者在历史事件面前，不能漠然地对待，不能做纯然客观的旁观者，而是要通过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记述，寓褒贬，明善恶，贤贤贱不肖，爱憎分明。坚持这一原则，就要通过历史事件的记述，序尊卑，辨顺逆，正名分。如《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载：“天王狩于河阳。”据《左传》同年记载，城濮之战中，晋大败楚军，于是，会诸侯于温。召王，令诸侯朝见。在这一事件中，晋文公显示出霸主的威严，不仅号令诸侯，还要对周天子颐指气使，让天子到指定地点接受诸侯朝拜。这在孔子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是尊卑失序、礼崩乐坏的表现。周王朝规定，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子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接受诸侯朝见，是当时政治的也是礼的行为，只能由天子决定。从礼的思想原则看，在这一事件中，晋文公狂妄无礼已极，同时，周天子受制于诸侯，也大失其尊严。于是，在《春秋》中，周天子被写成这一事件的主导者，被写成天子在河阳狩猎，顺便接受诸侯的朝拜。事件和相关人物是要记载的，而事件中人们的关系，甚至是否会关连到事件的历史原貌，并不重要，是否会因此而扭曲事件的性质亦在所不顾，就是要通过自己的笔，在保持事件表面真实的情况下，改变事件的性质，使之合于自己的理念。在“天王狩于河阳”的记述中，事件的真实性和历史客观性，被维护天子尊严的目的所取代，所扭曲。在维护天子和最高统治集团功利目的的驱使下，维护历史真实性的使命便不复存在了。
《春秋》大义的首要任务更在于使“乱臣贼子惧”。这一“大义”在“崔杼弑其君”事件的记载中体现得尤其充分。齐庄公见崔杼妻子貌美，便多次到崔家淫乱，还拿走崔杼的冠，赐予近臣，公然侮辱崔杼。崔杼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愤而杀死庄公。对这一事件，《春秋》书为：“齐崔杼弑其君。”(襄公二十五年)通过这样的记述，《春秋》的作者要告诉人们，崔杼是犯上作乱竟至于弑君的乱臣贼子，他犯下大逆不道的罪行。君主永远都是正确的。无论君主如何暴虐荒淫，人们都必须老老实实地接受他的统治，即使像崔杼那样，自己的妻子被君主奸污，也只能忍受，而绝不能有反抗，不能用强力。在《春秋》的作者看来，忍受这样的欺凌、侮辱，就是顺，就是尽臣民义务的表现，否则就是逆，甚至是逆贼。这种记载所体现的“大义”，只能是维护君主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享有充分的特权。
《春秋》不仅在如何记载事件与人物时表现出“大义”，甚至对人物身份的认定，对某些事件参与者的书与不书间，这“大义”也都体现得非常鲜明。如吴、楚在周初封为子爵，他们不甘心排序在其他诸侯之后，遂自称为王。《春秋》在记述中往往遵循名从主人的做法，然而，对吴、楚君却不承认他们的自称，而书为吴子、楚子。因为王是周天子的专称，其他人敢于称王，就是僭越，就是犯上，是破坏尊卑秩序的逆行。又如襄公十四年诸侯之会，戎族首领驹支参与其间，而《春秋》却不予记载。在作者看来，诸侯会盟是华夏贵族大人物的峰会，夷狄即使参加，即使有些作用，也要视而不见。如果将他们载入同一活动中，岂不混淆了华夷之辨、泯灭了尊卑等级?
所谓“《春秋》笔法”，不是单纯地遣词用字，而是与“《春秋》大义”相辅相成的对语言文字的驾驭。它要求作者在记述历史事件时，虽然要表现出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但却不是作者在历史记述中插入表白自己态度的文字，而是要表现得似乎不动声色，不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要通过一系列“笔法”的运用，将自己的态度表现在字里行间。“《春秋》笔法”大体有：微而显，文见于此而义在彼;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尽而不汙，直书其事，见文见义，丹楹刻桷;求名而亡(实?)，欲盖而彰。
如“郑庄公克段于鄢”，作者以“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的高超笔法，对事件中的是非曲直做出了委婉的评价。按照《春秋》记事的惯例，这类事件的发动者有时是君主，有时是国人。凡写国人的，表明是出于公愤而采取的行动;此事写郑庄公，则表明事件的动因是出于郑庄公个人的私愤。这一事件中的失败者共叔段是郑庄公的弟弟，如果写作克弟，则表明郑庄公为兄不兄，罪责完全在庄公，而段野心勃勃，伺机作乱，已成为国之祸根，故在记述时揭示出段的名字，以示惩戒。
《春秋》体现出严正的写作态度和鲜明的立场，将其贯穿在行文中。在不动声色的记述中表现出自己的态度，这是《春秋》为后世文人确立的万世不易的法则。这对中国文人在进行文学创作或史学撰述时明确自己的立场，在写作中体现出较高的人文关怀，是有积极意义的。中国历代涌现出崇尚气节，褒奖道义的文学家、史学家，无不以《春秋》为写作的最高典范，甚至有些志向高远的文人以能上继《春秋》为自己的伟大的人生理想。
(2)《春秋公羊传》(以下简称《公羊传》)
以讲授《春秋》而创立自己学派的始作俑者为子夏的弟子公羊高。据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引戴宏《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其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序》徐彦疏。)”《四库全书总目》谓《公羊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据此可见，孔子再传弟子公羊高开始讲授《春秋》并形成自己的学派特点，而完成于公羊寿。
《公羊传》以问答方式解经，特别是在问答之际，引申联想，多方阐释《春秋》经的微言大义，借以表达出自己的主张。如《春秋》于隐公下云：“经元年，春，王正月。”即这一月无事可记。然而，《公羊传》却不然。对“王正月”三字解释说：“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
其实，夏商周各有自己的历法，此外还有豳历、颛顼历等，都是一些古老部族自己的历法。《春秋》记事标明王正月，在于以鲁君世次、周之历法记载天下大事，避免在时间上造成混乱，也使人们知道所记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不至误解。而《公羊传》却从记时的整齐划一，引申出“大一统”说，公羊后学更将此说引申为政治的“大一统”。
中国古代历史纪年的惯例，以君主执政的第一年为元年，首先应书即位，然后书其在位间的大事。隐公元年，《春秋》不书即位，原因在于先君惠公未尝传位于隐公，他只是摄政。《左传》详细地记载了隐公、桓公的身世，使人明了隐公摄政的始末。《公羊传》则说，“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又针对长又贤，何以不得立，云：“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阐述了古代宗法制的核心准则。
又隐二年经云：“九月，纪履𦈕来逆女。”《公羊传》云：“‘外逆女，此何以书?’ ‘讥。’ ‘何讥尔?’ ‘讥始不亲迎也。’……‘女曷为或称女，或称妇，或称夫人?’ ‘女在其国称女，在涂称妇，入国称夫人。’”(《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公羊子对这一则记载的六个字逐一进行解说，诸如：纪履𦈕的身份，发出迎娶使命的人，书写此事的原因，称谓的变化等，意在告诉人们，这一事件只能这样写，才显得严谨，才符合《春秋》记事的通例。
僖公十七年经云：“夏，灭项。”《公羊传》云：“‘孰灭之?’‘齐灭之。’ ‘曷为不言齐灭之?’ ‘为桓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此灭人之国，何贤尔?’‘君子之恶恶也疾始，善善也乐终。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一)在这个问题上，《春秋》的确书写得不够清楚。仅只“灭项”二字，固然可以知道项这一小国的命运已经结束了。但是，何人在什么情况下灭了项国，却无从知晓。通过公羊子的解说，虽对细节还不甚明了，但已知其为齐所灭，并且知道《春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疏漏。作者是出于为齐桓公的行为进行掩饰而故意写得含糊不清。
公羊学派以阐发微言大义著称。然而，从上述解经状况看，早期公羊学家还是较为直接地对《春秋》进行解说，虽有引申，也并不甚远。汉代公羊学家却不然。他们通过对《春秋》的阐释，提出了一系列阐扬微言大义的说法。最著名的为“三世说”、“三统说”和“三科九旨”说。
所谓“三世说”原本是就孔子著《春秋》的资料来源划分的，以孔子为中心，将《春秋》所记载的鲁国十二君主划分为三个时期，孔子生前能够见到的为一个时期，距孔子较近的为一时期，距孔子较远的为一个时期。如何休“以昭、定、哀为所见之世，宣、文、成、襄为所闻之世，隐、桓、庄、闵、僖为所传闻之世”(《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徐彦疏)。学者将三个阶段的所见、所闻、传闻演变为“三世说”，即“衰乱之世”、“升平之世”、“太平之世”。
何休《文谥例》还提出了“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的说法，其中以“三科九旨”为最突出。《文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春秋说》宋氏注对此却有不同的解说，他认为：“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在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以上并见《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徐彦疏)经过这样的引申概括，公羊学派就从对《春秋》的解说中获得了充分发表自己见解主张的自由。
《公羊传》的重要特点表现为对政治的亲和，以学术干政。因此在历史上曾产生过特殊的作用。具有代表性的一次在汉代，即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者对政治与思想的进言; 而另一次在清末，即刘逢禄、康有为等对清代汉学的批评，康有为更进而成为这一时期变法维新的代表。
(3)《春秋穀梁传》(以下简称《穀梁传》)
《穀梁传》 的作者为穀梁赤，战国时人，曾受学于子夏。《四库全书总目》云：《穀梁传》 中 “又引 ‘尸子曰’，尸佼为商鞅之师，鞅既诛，佼逃于蜀。其人亦在穀梁后”。这表明穀梁赤创立独具特点的 《春秋》穀梁学派之后，也有个别学者对他进行了补充。
《穀梁传》行文多以答问释疑方式构成，并且多直接解释《春秋》经字里行间的问题，是经师回答弟子问题的整理与总结。如桓公元年《春秋》云：“春，王正月，公即位。”《穀梁传》就“王正月”展开，其文云：“桓无王，其曰王，何也?谨始也。其曰无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为无王之道，遂可以至焉尔。”(《春秋穀梁传注疏》卷三)这是逐字逐句地将发问与解答兼收并录，而且是较为直接地解经。
(4)《春秋左氏传》(以下简称《左传》)
《左传》的研究从基本倾向方面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它是阐释《春秋》，为之作传的书，故称为《春秋左氏传》。这种观点当以杜预为代表。另一种意见认为，《春秋左氏传》并不是依附于《春秋》，为之作传的著作，它与《春秋》是分别记录同一历史阶段的著作，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历史文献。这一观点以清代的刘逢禄为代表。
《左传》一书原名《左氏春秋》，又称之为《春秋》，为编年体史书。战国时已多见于引述，杨公骥考论甚详，这里不赘叙①。
《左传》和《春秋》都以鲁史为蓝本，今人看到的《左传》，既与《春秋》有关系，也与鲁史有关系。如晋公子重耳返回晋，《春秋》并未记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云：“不书，不告入也。”这是解释鲁史对这一事件何以“不书”的原因。《左传》以鲁史为纲，写成了较为详尽的编年史。而《春秋》大行于世，后人遂将《左氏春秋》附会为与《穀梁传》《公羊传》同样性质的传经之作。
《左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以礼义顺逆评价人和事;记载当时一批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贤贤贱不肖，彰表善恶。
《春秋》三传在解经方面也具有不同的特点。郑玄《六艺论》云：“《左氏》善于礼，《公羊传》善于谶，《穀梁传》善于经。”(《春秋穀梁传序》杨士勋疏，十三经注疏本)范宁《春秋穀梁传序》云：“《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穀梁传》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传》辩而裁，其失也俗。”(《春秋穀梁传注疏序》，十三经注疏本)
“《春秋》三传”的不同特点，从该书记事之始就可看出差异。隐公元年是鲁隐公实施统治的开端。依《春秋》记事的惯例，鲁国每位君主即位都要准确记载，然后再写这一君主统治的每一年所发生的大事。可是，隐公元年却没写鲁隐公即位。对此，“三传”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公羊传》认为是“桓贵而幼，隐长而卑”，进而阐述了中国古代宗法原则：“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说明桓公因母仲子血统高贵，故惠公要立他为君。同时又讲出所以立的原因，即宗法原则。《穀梁传》解释这段历史时说，隐公要让位于桓公，是“已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春秋穀梁传注疏》卷一)。在这样的阐释中，并没有涉及贵与贱的问题，只有君位的让与夺。《左传》则对此事的前因后果记述得很清楚，对惠公的夫人、继室和仲子都作了交代，从中可以看出，隐公与桓公的生母确实存在着地位差异，并进而指出，“不书即位，摄也”(《春秋左氏传记疏》卷一)。这段文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三传”的不同特点。
注释
④ 焦循《孟子正义》卷六第266—271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① 参见杨公骥《中国文学》第4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