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与史学·两汉时期文学与史学的高度结合

以先秦史传文学为基础，在史学与文学的结合上又做出重大贡献的是司马迁的伟大的巨著——《史记》。《史记》是文学与史学的高度完美结合，集中地反映了汉代文化民族特色与成就。

《史记》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独立的、成系统的历史学从此诞生。翦伯赞在其《中国史纲》第二卷中指出：“在汉以前，中国早有记录历史的文献，如《尚书》《春秋》《国语》《战国策》《世本》《楚汉春秋》等。唯此等史籍，无论记言记事，皆简略散漫，断烂成书。一直到汉初，中国尚没有一部有系统的史书，因而历史学还没有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时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开创了纪传体通史体例，基本确定了我国后世正史纪传的体例。班固《汉书》易通史为断代，自《汉书》之后，各朝都著有断代史，如《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所谓十七史、二十一史、二十二史、二十四史等正史，都把《史记》列于其他正史之首。中国的正史体例大同小异，都以《汉书》为典范，实际最终都取法于《史记》，《史记》是我国正史之宗。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一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明人何乔新在《何文肃公文集》卷二中说：“今观其书，本纪者天下之统，世家者一国之纪，列传者一人之事，书著制度沿革之大端，表著兴亡理乱之大略，此其大法也。”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三中也说：“史之体制，迁实创之，而其义例纤悉，班始备也。”《史记》第一次具备了严格的历史学意图和相应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是我国第一部正式的、科学的历史著作。

从《史记》问世后，中国才算真正具有了传记文学。它不仅代表了汉代文学的最高成就，而且标志着中国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纵观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就会发现《史记》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开创意义与其在史学史上的开创意义一样伟大。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其文学贡献超过了史学上的贡献。如胡怀琛等人选注本《史记·序言》中认为：用真正史学眼光看，《史记》存在着不少缺点，但《史记》在文学上有三个特点：即富于感情，善于描写，趋于自然。“《史记》既有了这三种特色，就可以知道它在文学界上的位置，比在史学界上的位置要高”。清人吴兴祚在《史记论文·序》 中甚至说：“迁史即非古今之信史，其文实为古今之至文。”

要生动地反映从黄帝到汉代武帝时期几千年中华民族的发展史，首先是要找到一个适当的载体，即合适的组织结构与艺术表现形式。寻找和创造适应一定思想内容的艺术形式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有时需要多少代人的长期积累和共同探索。传记文学的创始人司马迁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自己写作《史记》的宗旨，通过展现中华民族在历史时空中的发展过程，求得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在对先秦史传旧艺术形式加以吸收、改造的基础上，在对中国历史社会变革特点的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中，创造了本纪、世家、列传的形式，首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新体制，代替了以往史著以事为纲的旧体制，以人物形象来反映中国历史的演变，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表现出丰富的文学艺术创造性。《史记》传记文学艺术的成功，就在于表现传记的思想内容时艺术形式达到了恰当、充分和自如的程度。

《史记》传记文学艺术形式表现得恰当，是指传记人物形象及作者的思想感情表现得真实、准确而有分寸。在《史记》传记中人物有适当的夸张，甚至某方面还进行了虚构，作者的思想感情有时也主观偏激，但它大多不违背历史生活的基本真实，在这一前提下，作者适度的艺术夸张、虚构以及感情的偏激，是为了更加鲜明有力地突出人物形象的本质特征和作者的思想倾向，增强艺术的感人魅力。

《史记》传记文学艺术形式表现得充分，是指作者创造和运用了各种有效的艺术技巧与方法，把人物性格刻划得饱满丰厚，把感情揭示得淋漓尽致，把人物社会生活环境描述得逼真具体。如《史记》传记注重故事情节，以人物的行动带动情节的发展，情节脉络清楚，环环相扣，以某人物生平为主线，用奇妙的穿插，不断地转换人物和场景，使情节跌宕曲折，关合自然，错综交织成庞大的传记结构。传记往往首尾相顾，卒章显志，以“太史公曰”作结，记叙中穿插论、赞之辞，散文中偶尔杂有排偶甚至韵文。在人物形象刻画上，重在以简洁明快的笔触描写一系列事件，使人物性格在这些事件中逐步展示。人物肖象描写一般只是粗线条白描勾勒，没有西方文学那种冗长的静态描述，常用点睛之笔，以小见大，突出人物的精神，使传记人物气韵生动，形神兼备而重于传神。

《史记》传记文学艺术形式表现得自如，是指作者对艺术技巧运用得比较娴熟和得心应手，达到了一种比较自由的艺术高度。能突破编年、记言等体例的限制，从多方面、多层次来展示社会生活，比较熟练地通过人物社会背景、场面气氛、人物之间的关系，通过人物自身的语言、表情、行为、姿态等来表现人物形象。当然，《史记》传记文学的典型人物形象塑造还受到时代艺术水平的限制，加上史著这一形式本身的限制，不能直接运用人物心理剖析的表现艺术。尽管如此，《史记》传记文学还是能根据需要灵活运用各种艺术手法，表现不同的人物形象采取不同的艺术技法，又不拘于常法。就是同一人物的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描述，艺术方法也常有变化，创作方法、艺术思维、形象刻画、语言表达等方面都随着传记人物的变化而各有独到之处。

《史记》更重大的文学开创意义还不在于传记形式本身，而在于它所体现的文学与史学高度结合的文学实质。它既可以塑造一系列历史人物形象，又可以表现中国历史演变的过程;还可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不仅为我国开创了传记文学体例，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次比较自觉、完整地运用典型化艺术方法塑造了各种典型性人物，为我国文学提供了塑造典型人物的成功经验，把中国散体叙事写人文学推向一个新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