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的内容·汉代散文·西汉初中期的散文
这个时期从公元前206年刘邦灭秦起，至公元前49年汉宣帝死为止，共157年。这个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由汉帝国确立到汉武帝即位时的阶段，即西汉初期;由汉武帝即位到汉宣帝去世的阶段，即西汉中期。但是汉代的大一统是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又有所改革而形成的，若从封建中央集权大一统格局形成考虑的话，从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称 “皇帝” 起，到公元前206年秦帝国覆灭，这段的散文也应给予关注。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吞并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幅员辽阔、多民族的大一统政治体制。然而如日中天的秦帝国，倏忽如陨星坠落，成为我国历史上最短命的封建王朝。是什么原因使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封建帝国神速地覆灭?西汉贾谊写过一篇《过秦论》，指出秦王朝覆灭的根本原因在于“仁义不施”。确实，秦国以暴力统一中国，对六国旧贵族势力的打击是比较彻底的，这种暴力显示了它的革命性，它为新社会的产生开辟了道路，成为摧毁腐朽旧社会的强有力工具。但是，新的政权形成后，对人民也施以暴政而不施仁义，却是新政权由顺应历史潮流变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举措。与人民为敌的人，没有不垮台的，其实施暴力等于为自己掘墓，暴行愈烈，垮台愈速。秦王朝的暴政，在政治上表现为以严刑酷法维护皇权，在经济上表现为以苛税苦役盘剥人民，在文化上则表现为禁锢思想的文化专制。它的“焚书坑儒”，使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风气戛然而止，造成秦代文学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萧条与冷落。
现在一般学者往往把李斯(?—前208)的《谏逐客书》当作秦王朝文章的代表，其实它只能算作战国策士策论的绝响。当秦王朝实行文化专制后，文士横议之风便荡然无存，能代表这一特殊时代文风的是那些在峄山、泰山、琅琊台、之罘、碣石、会稽山等地的刻石记文，这些歌颂专制的刻石文是典型的应制谀辞。如《之罘刻石》其辞曰：“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皇帝东游，巡登之罘，临照于海。从臣嘉观，原念休烈，追诵本始。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秦代的刻石文不仅众口一词，而且千篇一律，从内容到形式都格式化了，没有多少文学价值，但其四言句式抑扬顿挫，语言质朴而具有高度概括能力，对汉代及后世的碑文还是有影响的，代表着秦王朝散文的本色。
西汉初期，虽说“承秦制”，但它吸取了秦帝国速亡的历史教训，废除了秦帝国许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专制政策。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经济，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并以清静无为的黄老道家思想作为自己的政治主导思想。然而虽崇尚黄老，却不重蹈秦帝国崇尚一尊、禁锢思想的复辙，对诸子学说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最能代表这一思想倾向的是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当秦王朝文化专制的桎梏被打破、新的文化专制还未能建立之际，被窒息一时的诸子之学，又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西汉初中期的文章带有战国散文的风格，但绝不是先秦散文的简单重复。与先秦散文相比，从作者到内容再到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散文的作者，已不是战国时那种到处游说的学者、策士，第一次出现了在中央供职的朝廷作家。就是那些在藩国做文学侍从的作家，也不再以从事纵横活动为职业。散文的内容，已不像战国散文主要探讨未来社会的建设方案，而是主要阐述重建大一统强国的种种措施。散文的形式，已不是先秦时期那种诸子哲理散文与史传散文，而是在此基础上，主要发展为政论散文和传记散文。
鉴于秦王朝速亡的沉痛教训，汉初文章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国家政治成败得失上，陆贾的《新语》首倡其风。陆贾主张治国以儒学为主而辅以黄老无为的思想，先后给刘邦写出《道基》《术事》《辅政》《无为》等12篇奏疏。每奏一篇，刘邦与朝臣们都大为赞赏，把陆贾的奏疏合称为《新语》。《新语》通过古来国家兴亡的史实，阐述政权建设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论证当朝应奉行的治国之道，为新的大一统帝国规划立国大法。自此之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如何借鉴古代特别是秦王朝的政治得失，如何加强新王朝的政治统治，成为散文的一个重要主题。《新语》稍后，有贾山的《至言》，借秦亡之事，言治乱之道，强调治国的根本在于纳谏用贤，广开言路，立论新颖而且有现实的针对性。
汉初最有影响的朝廷散文作家是贾谊(前200—前168)和晃错(前200—前154)。贾谊的政论散文有《论积贮疏》《谏立淮南诸子疏》《谏铸钱疏》等，其中《过秦论》和《陈政事疏》堪称汉代散文中脍炙人口的名篇。《过秦论》总结秦朝兴亡的历史教训：人心向背决定着国家的命运，施行“仁政”是统治者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措施。文章笔锋犀利，言辞激切，感情倾诉得淋漓酣畅，铺陈、排比、夸张、渲染等手法的运用，使文势更加纵横驰骋，有战国纵横家的遗风。《过秦论》擅名当时，影响后世，晋代左思在《咏史》诗中写道：“著论准《过秦》，作赋似《子虚》。”足见《过秦论》在后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洋洋数千言，已从总结秦国败亡教训的基础上，进而提升到批评时弊，探讨当代长治久安之策。作者透过汉初太平景象，洞察到社会潜伏的种种危机，如当时藩国日益坐大，其趋势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对中央集权构成严重威胁。作者疾呼中央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贾谊分析天下大势，气势磅礴;设计治安大计，高瞻远瞩。《汉书·贾谊传》载刘向赞语道：“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过也。”
晁错在景帝时任御使大夫，时人誉称“智囊”。他的政论散文以《论贵粟疏》《守边劝农疏》《言兵事疏》最著名，主张削弱诸侯势力，加强中央集权;重农抑商，轻敛薄赋，发展农业;徙民实边，抵御匈奴侵扰，观点与贾谊相似。文章结构严整，论辩有力，分析深刻，切中要害。言辞质朴而犀利，简洁而明快，文彩稍逊于贾谊而深切实用又过之。
汉初最有代表性的藩国散文作家当数枚乘(?—前140)和邹阳。作为藩国的文人，他们虽然是诸侯王招致为其政治服务的“四方游士”，但他们已不盲目地“各为其主”，他们能自觉遵循一条基本原则，即维护国家的统一。这种意识来自对春秋战国以来历史的总结，来自对大一统优越体制的深刻认知。枚乘初为吴王刘濞郎中，因觉刘濞有谋反之意，便写了《谏吴王书》，希望吴王幡然改图。把谋反之害与悔改之义写得曲尽其意。谏书比喻贴切，形象生动，辞虽含蓄而旨意鲜明，骈散句式错落有致，已融辞赋的特点于散文之中，极有感染力。吴王反，枚乘又有《重谏吴王书》，再次陈述利弊，情真语切，既为吴王处境着想，又维护汉室安定，体现了汉代藩国文学的时代新特征。
邹阳早年与枚乘、庄忌等人为吴王刘濞文学侍从，也上书劝说吴王勿反，吴王不听，便与枚乘、庄忌离吴投靠梁孝王。在梁孝王处受到羊胜、公孙诡的谗毁，梁孝王将邹阳下狱，准备处死。邹阳写了《狱中上梁王书》，陈述自己对梁孝王的拳拳忠心，极力申诉受谗的冤屈。其文博引史实，善用谚语、典故，以正反对比来剖析事理，词多偶俪，句多排比铺张，雄辩有力，感人肺腑，颇有战国游士纵横善辩之风，是汉代书信体散文中少有的佳品。
除个人著述外，藩国还出现了一部集体编著的体大思精的巨制——《淮南子》。书中杂采先秦诸家史料，以道家思想为主，也杂有儒、法、阴阳等各家思想，内容涉及政治、哲学、道德、风俗、法制、兵略等各个方面。成书约在武帝即位后，而实际上仍体现着汉初的主导思想和文风。《淮南子》文辞铺张，想象丰富，气势雄健，富有浪漫色彩，善用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来论证说理，书中保存了许多中国古代珍贵的神话，如《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奇伟宏富，足成一家之作。
到武帝时期，国家空前统一，经济高度发达，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经济基础的巨大变化，必然引起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变化，为了适应新的大一统的需要，统治者要寻找新的治国方略，于是一改过去黄老的“无为”而主张儒家的“有为”，在政体上实行以酷吏为治的同时，在思想文化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当然，这种文化专制与秦帝国式的野蛮文化专制还是有区别的。
先秦诸子思想本来是一个开放、争鸣型的思想体系，各派思想家基于社会的责任心，以独立的态度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很少有屈从于权势的现象。然而从建立大一统封建社会后，统治者一般都想把政治的统一奠定在某一经过改造了的思想体系的框架内，秦始皇一任于法家，汉武帝独尊儒术，就是如此。把先秦某一思想神圣化，原先解放人们思想的思想，就被改造成束缚人们思想的思想，原先开放的体系就被改造成封闭的体系，原先生气勃勃的思想就被改造成僵化的思想。
体现这种思想变化的，首先是董仲舒(前179—前104)的《春秋繁露》。董仲舒是西汉著名的思想家，著作颇丰。他以儒学为中心，融合阴阳五行学及其他各家学说，创造了适应统治者需要的今文经学。他的学说贯彻《春秋》公羊派大一统的观点，主张加强汉朝统一局面，大讲神权、君权、父权、夫权，其中心是“天人感应”说，既神化君权，又以天之“灾异”限制君权的滥用。董仲舒的文章从容不迫，温文尔雅，典雅醇厚，深奥宏博，一改汉初贾谊、晁错、邹阳、枚乘那种纵横驰骋、磅礴激切的风尚，开西汉中期散文之新风。
如果说董仲舒是为盛汉大一统提供正统思想的代表，那么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则是为盛汉大一统唱赞歌的代表。司马相如以辞赋名世，其散文同其辞赋一样，旨在歌功颂德。作品有《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等。或宣扬汉朝声威，或向汉皇表示忠诚，或对朝廷的失误委婉讽谏。文章辞藻华茂，辞情婉转，气势雄壮奇伟，纵横自如，大量运用排比对偶句式，极尽夸饰炫耀之能事，具有辞赋的特点，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汉帝国空前强盛的社会现实，体现了当时人们那种豪迈自信的气魄和发扬蹈厉的精神。
盛汉是一个呼唤历史巨人的时代，司马迁(约前145—约前90)就是在这伟大时代应运而生的文化巨人。他尊崇儒家，但不囿于一家一派之见，立于时代认识的高峰来自觉地承担历史使命，以历史主人翁的态度来总结中国以往的历史，探索民族盛衰、国家兴亡的规律，抒发对大一统时代的强烈感受。他在先秦史传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表述纷繁历史现象的新形式，将历史现象的发展过程分门别类地加以归纳。其中对历史人物作分类排比，是展示人类社会历史的主要线索，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物传记新体例。以这种新体例写成的《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学，也开创了我国传记体文学，代表了汉代散文的的最高水平。
《史记》的人物传记，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情节、细节、人物语言等方面的合理想象与虚构，在历史事实的描述中渗透或抒发了作者强烈的感情。结构宏大雄伟，有包罗古今、总揽宇宙之势;气势豪迈雄浑，有褒贬百代的胆识与气魄。题材多是惊天动地的奇人奇事，感情深切，寓意深刻，语言简洁明快，笔力刚健淳朴，富有表现力，描摹人物能穷形尽相而传神。以生动鲜明的人物个性来充分体现其社会关系与时代特征，既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又使历史人物形象化。司马迁在散文上的贡献并不是仅仅创造了传记体，重要的是为中国散文提供了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一系列成功经验。
大一统盛世中，也有文人的悲哀。汉距春秋战国不远，昔日文人被社会普遍尊重的风尚人们还记忆犹新，得士者得天下是当时全社会的共识，当时的文人奋其志，展其才，容易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但在专制的皇权社会中，文人已由从前全社会关注的重要社会力量，变为皇权政治的驯服工具。文人的历史责任被剥夺了，社会的自豪感失落了，个性被压抑了，才能被埋没了，特别是那些杰出的文人，更感到自己独立的人格被皇权无情地扼杀。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寥寂，一则被刑。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就连为皇权统治的永恒性制造理论根据的董仲舒，其处境与待遇也好不了多少。董仲舒有《士不遇赋》，后司马迁又作《悲士不遇赋》，这不是文字模仿，而是文人盛世不遇之感的必然流露。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更是字字血泪，控诉了皇权专制对自己的迫害。其外孙杨恽的《报孙会宗书》，抒写心中牢骚不平，情辞愤激，感人肺腑，宛然有《报任安书》的风致。所以在这一时期内，散文中响彻了“士不遇”的主题。
这类作品值得一提的还有东方朔(前161—前89?)的《答客难》。东方朔博学卓识，言辞敏捷，常以幽默调笑的方式，求得切谏的效果。如此奇才，武帝视如俳优，因而他在政治上始终得不到重用。他表面诙谐旷达，内心却郁郁不平，其《答客难》以主客问答的方式，揭示了皇权专制下君主个人随意抑扬人才、决定人才进退出处的现实：“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扬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揭露了皇权专制不尊重人才、埋没人才、摧残人才的罪恶，抒发了作者怀才不遇的苦闷。本文上承宋玉《对楚王问》体而又有发展，其设客难己、反话正说的形式，直接影响了后来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崔骃《达旨》、张衡《应间》和蔡邕《释诲》的写作，形成一种特殊格式，《文选》称之为“设论”。
汉代中期还产生了一部具有文学特色的经济史料——《盐铁论》。这部书大约是在汉宣帝本始四年(前70)，由桓宽根据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御史大夫桑弘羊与贤良、文学就盐铁、酒类政策的辩论记录，整理编次而成的。全书60篇，结构严整，体例统一，以对话体的形式客观地记录了御史大夫及其僚属与贤良、文学的互相诘难，不仅显示了双方针锋相对的观点，而且在唇枪舌剑中展示了双方的感情与风采，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作品中的人物善于持论，语言简洁明快，切中要害。行文气势磅礴，层层铺陈渲染，引类譬喻，句式多排比对偶，整齐而有变化，在西汉的政论散文中也是独具一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