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的内容·先秦两汉文学思想·先秦文学思想·道家文学思想

如果说儒家文学思想偏重于功能和实用，其重心主要落实在主题和内容上，那么道家则着重文学的内部规律，其着眼点在艺术创造的主体修养、创作过程和审美特性。这种观点对中国文学民族传统特点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巨大。

1.崇尚自然，反对人为。

“道”是道家哲学的核心。老子认为它“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道是万物之本，又有其自身规律，人应当服从它，而不是用主观力量去改变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遂成为道家思想的精髓。在此基础上，老子提出其最高审美境界，即“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王弼对此解释道：“听之不闻名曰希，不可得闻之音也。有声则有分，有分则不宫而商矣。分则不能统众，故有声者，非大音也。”“大音”不可得闻，遂可促使你去想象全部最美的声音，这就是至美的境界，也就是“道”的境界。这种对没有任何人为痕迹的境界的提倡，也就成了后世意境理论的先声。

庄子同老子一样强调天道的自然无为，明确提出“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庄子·秋水》)。他反对用人的主观意志任意作为，因为这违背自然的内在规律。庄子用诗意的语言描绘艺术的至境，“无乐之乐”、“解衣盘礴”、“言意之表”即成为我国古代音乐、绘画、文学最高艺术境界的代名词。

那么，如何达到这种天然的艺术境界呢?老子认为应当“涤除玄览”，即作为创作主体和审美主体，必须保持“致虚极，守静笃”的心理状态，忘记自我和周围一切，方能洞察宇宙，体味道境之妙。庄子则提出“虚境”说。达到虚境所经由的途径便是“心斋”和“坐忘”。“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废弃感官的作用，忘记自身的存在，抛弃一切智识，方可达到与道合而为一，由内心静观其变化。“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庄子·天道》)。水清静便能明澈照见须眉，人心静则能洞察万物。庄子在这里强调了审美创作和审美观照所需要的自由澄澈的心境，以此方能进入“物化”的境界，一旦不知是庄周化蝶抑或蝶化庄周，审美创作自然就能达到造化神工了。

既然要“妙道自然”，当然不需要人为的方法，而是重在“神遇”。《达生》篇匠庆在总结自己削木的技艺时，谈到“斋以静心”，静待“以天合天”时刻的到来，即是“神遇”的绝妙写照。然而“神遇”毕竟玄妙，可遇而不可求，庄子用他诗意的语言讲述了一系列故事，从中暗示除此之外还有另一通途，那就是“真积力久”^①。也就是说，要经过大量认识和经验的积累。无论是吕梁丈夫蹈水，还是庖丁解牛，抑或佝偻者承蜩，其技艺的出神入化都是经过多年的精心修炼。火候不到，万事皆非;火候一到，自然入妙。后者一旦来临，神化虚静的到来也就顺理成章了。

2.“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

可以说，老庄对语言表达有限性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善言不辩，辩言不善。”对语言的有效性持一种否定态度，极力主张“不言之教”，这同儒家的重言教思想形成强烈反差。庄子则进一步提出：“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庄子·齐物论》)认为人们所要传达的意义往往被华丽的文辞遮蔽。同时他还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道》)语言的可贵之处在于意义，而意义有所指向，然而意义所指向的却往往不能用语言来表达。能够看到这一点，可以说，实在是庄子的早慧。面对言语的困境，庄子一方面宣称“无言”、“绝言”、“忘言”，一方面又洋洋洒洒不惜作滔滔之论，似乎有意显示出语言宿命下执著的抵抗。在庄子及其后学看来，语言只是一种表达思想的符号而已，是暗示人们领会“意”的工具，“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强调不能拘泥和执著于工具的“言”而忘却了“得意”的目的。至于如何“得意忘言”，庄子并未明言，然而其著作中大量运用“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庄子·天下》)的寓言就是一个极好的解说。庄子寓言章法散漫、变化无穷的言说方式，其目的就在于试图借助比喻、象征、暗示等方法，跳宕性地勾起读者的想象和联想，从有限的文字中领会无限的言外之意。

“得意忘言”说对后世文学理论及创作产生深刻影响，皎然的“但见性情，不睹文字”(《诗式·重意诗例》)，司空图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二十四诗品·含蓄》)，以及严羽所说的“不落言筌”等(《沧浪诗话·诗辨》)，都是这一思想的正常延伸和发挥。

注释

① 参见罗根泽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