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魏晋南北朝文学·佛教与文学活动·佛教与文学集团:会稽集团——竟陵八友——萧统集团——萧纲、萧绎集团——陈叔宝集团
魏晋南北朝是诸多文学集团产生比较集中的一个时期①。这些文学集团的产生和活动正好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兴盛相适应。一种宗教只在民间传播，充其量也只能算是边缘文化。只有进入了知识上层，才有可能冲击、改变、参与主体文化，成为主体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佛教的传播者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在民间拥有大量的信众后，便开始直接向文人渗透。
(一)东晋会稽文学集团
永嘉之乱后，南下、过江僧人或仿效名士之清谈，或比附名士之风范，或迎合名士之思想，或参与名士之唱和，总之是竭尽全力与文人打成一片②。他们首先靠拢的便是其时活跃在会稽的文学集团。会稽文学集团以著名文艺家王羲之为首，主要成员有谢安、谢万、孙绰、许询、徐丰之、王彬之、王凝之、王肃之、王徽之、袁峤之、谢尚等四十余人。他们以会稽兰亭为聚会之点，吟诗唱和，“畅叙幽情”③。这么大的文学聚会，正是诗僧参与的大好机会。当时著名诗僧支遁等便融入其中④。他不仅与名士唱和，还与他们谈玄论道，游山玩水①，给文人名士们添加另一种情趣。
(二)晋末庐山文学集团
庐山文学集团不同于会稽文学集团的是，其盟主不是文人名士，而是由著名僧人慧远来担任。由于慧远为当时南方佛教丛林的领袖，文人名士不期而至，望风遥集。著名者有刘遗民、周续之、毕颖之、宗炳、雷次宗、张莱民、张季硕、王齐之、谢灵运等。庐山文学集团的基本性质是宗教性的，其文学审美活动都是为宗教服务的。慧远本人就特别喜好文学创作，但他把文学审美活动与佛教信仰和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如其门下有关于“念佛三昧”的集体诗歌创作，并辑录成册。慧远则以饱满的热情，欣然为之写了《念佛三昧诗集序》，充分赞扬了这种以诗的形式，体悟佛教精义、抒发虔诚信仰的有效活动。遗憾的是，这一诗集仅存王齐之的《念佛三昧诗》四首。庐山集团文学审美活动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借游览山水而体悟佛陀法身之神明和神趣。现存《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载释法师“交徒同趣三十余人”，“因咏山水”而游石门。他们“众情奔悦，瞩览无厌……会物无主，应不以情，而开兴引人，致深若此，岂不以虚明朗其照，闲邃笃其情邪……悟幽人之玄览，达恒物之大情，其为神趣，岂山水而已哉”②!这一文学审美活动，把文学直接导向了宗教的范畴，同时也为文学进一步获得认识山水、观照山水的独立意义而作了理论和实践的准备，也为晋宋山水文学流派的产生奏响了序曲。
(三)宋初藩王文学集团
刘宋初期，诸藩王竭力招揽文学之士，特别是士族文人，争取其支持，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临川王刘义庆、庐陵王刘义真、建平王刘景素等各自拥有庞大的文学集团。其中，刘义庆、刘义真的文学集团声势最大。由于刘宋诸王皆信佛教，故其文学集团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宣传佛教。刘义庆主持、门下众文人编纂的《幽明录》《宣验记》等志怪小说以佛教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的思想为主题，把佛教理论具体化、形象化、生动化，从文学角度极大地宣传了佛教的神威。这需要文人们把佛教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的理论融会贯通，并搜集现实有关材料加以验证。刘义真文学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是佛教信仰者，他们或为出家人，或为在家居士，其佛教活动十分频繁，如谢灵运、颜延之、慧琳等。这样的文学集团，不论是宣扬佛教，还是文学创作，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融会二者的精华。
(四)萧齐东宫西邸文学集团
萧齐皇室尤爱文学。东宫太子萧长懋、竟陵王萧子良广纳文学名士，著名者有“竟陵八友”等，遂形成庞大的文学集团。因萧长懋和萧子良兄弟二人感情甚笃，东宫、西邸成员多有交叉，其活动也多在一起。东宫、西邸文学集团因盟主“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李延寿《南史》卷四四《文惠太子传》)，故其成员尤其是“竟陵八友”也与佛教保持密切的联系，其文学活动多与佛教有关：一、永明七年(489)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梦于佛前咏《维摩》一契。同声发而觉，即起至佛堂中，还如梦中法，更咏古《维摩》一契。便觉韵声流好，著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龙光普智、新安道兴、多宝慧忍、天保超胜及僧辩等，集第作声”(慧皎《高僧传》卷十三《僧辩传》)。这次作声，与此前永明五年(487)萧子良“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①活动，都对东宫、西邸文学集团成员认识汉语音律和诗歌新体的产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二、永明七年十月的大法会，“文宣王招集京师硕学、名僧五百余人”②参加，文人周颙奉命作《抄成实论序》。三、自觉恪守佛教戒律，将佛教戒律奉为衣食住行的指南①。子良著《净住子净行法》，其中有《十种惭愧门》《极大惭愧门》《戒法摄生门》等;沈约作《究竟慈悲论》《忏悔文》《八关斋诗》等，盛赞精进持戒。四、集体创制法曲乐歌。《南齐书》卷一一《乐志》：“《永平乐歌》者，竟陵王子良与诸文士造奏之，人为十曲。道人释宝月辞颇美，上常被之管弦，而不列于乐官也。”今存王融、谢朓所作法曲各10曲，而其他人之所作均佚。五、组织集体创作“释氏辅教”小说《冥验记》或《宣明验》等，以故事形式“征明善恶，劝戒将来，实使闻者深心感悟”②。总之，东宫、西邸文学集团是自觉把佛教与文学很好地结合起来的一个典范，极大地推动了佛教迈向文学园地。
(五)萧梁文学集团
萧衍建梁，继续广纳文学之士，原竟陵八友除了王融、谢朓死于萧齐外，沈约、范云、任昉、萧琛、陆倕均与萧衍一起入梁，并成为萧衍朝政的政治台柱和文学侍臣。其他如王僧孺、刘孺、张率、刘孝绰、王规等文人都是萧衍文学集团的成员。萧衍好文学，遗传子弟。昭明太子萧统、晋安王萧纲(后为太子及简文帝)、湘东王萧绎(后为元帝)也尤爱文学，招延文士，各自拥有庞大的文学集团。萧统周围有王筠、陆倕、到洽、殷芸、张缅、张缵、刘勰等;萧纲门下有徐摛、庾肩吾、张率、陆杲、刘遵、刘孝仪、刘孝威、鲍至、徐陵、庾信等;萧绎手下有刘之遴、刘孺、刘孝胜、刘孝先、裴子野、刘显、萧子云等③。萧梁几个主要的文学集团因盟主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①，所以，他们的文学活动大多与佛教联系在一起。如，对法会盛大场面的描绘，对佛寺庄严空灵的赞叹，对戒律严格奉持的决心②，对僧人无束自在生活的向往等等。这些均构成了文学集团成员创作的重要内容。
(六)陈后主文学集团
梁灭陈兴，诸帝均好文学，后主陈叔宝更有过之。在他周围经常有一群宫廷文学侍臣如陈暄、孔范、王瑳、江总等③。后主做太子时即与名僧智𫖮有深交。江总则家世奉佛，“弱岁归心释教，年二十余入钟山，就灵曜寺则法师受菩萨戒”(姚思廉《陈书》卷二七《江总传》)。陈后主文学集团的文学活动十分单调，主要是将描绘宫廷女性与崇尚佛教结合起来。所谓“三空豁已悟”，“平生忘是非”(江总《游摄山栖霞寺诗》，道宣《广弘明集》卷三○)，不过是他们穷奢极欲地描写女性、发泄个人内心未被满足的肉欲情结的保护伞。
要之，佛教与文学集团的活动有这样一些特点：一、佛教信仰成为文学集团中文人相互联系和相互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支柱;二、佛教为文学集团的活动提供场所和条件;三、佛教的自然观与文人的山水审美的内在联系使得二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拉近了文人与僧人的关系;四、佛教的某些思想成为文学集团创作活动的一时的主题，引发了文学集团内部的仿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文学集团内在的凝聚力。
注释
① 参见胡大雷《中古文学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② 参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有关条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③ 王羲之《临河叙》,《世说新语笺疏》下卷上《企羡》注引。④ 王隐《晋书》:“王羲之初渡江,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与孙绰、许询、谢尚、支遁等宴集于山阴之兰亭。”(《太平御览》卷一九四引)。① 《晋书》卷七九《谢安传》:“(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②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册《全晋文》卷一六七。① 萧子显《南齐书》卷四○《竟陵文宣王萧子良传》。② 僧祐《略成实论记》,《出三藏记集》卷一一。① 萧子显《南齐书》卷四○《竟陵文宣王萧子良传》:“子良敬信(佛教)尤笃,数于邸园营斋戒,大集朝臣、众僧,至于赋食行水,或躬亲其事。”萧子显《南齐书》卷四一《周颙传》:“(周颙)清贫寡欲,终日长蔬食,虽有妻子,独处山舍。”姚思廉《梁书》卷一三《沈约传》:“(沈约)性不饮酒,少嗜欲,虽时遇隆重,而居处俭素。”② 唐临《冥报记序》,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八。③ 普慧 《齐梁三大文学集团的构成及其盟主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2期。① 魏收《魏书》卷九八《萧衍传》:“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诫。”道宣《续高僧传》卷六《慧约传》:“皇储已下,爱至王姬,道俗士庶,咸希度脱;弟子著录者,凡四万八千人。”② 姚思廉《梁书》卷三十六《江革传》:“时高祖盛于佛教,朝贤多启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谓革不奉佛教,乃赐革《觉意诗》五百字……革因启乞受菩萨戒。”③ 参见姚思廉《陈书》卷二八《岳阳王叔慎传》、卷二七《江总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