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药蛋派是以赵树理为首，以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为骨干的山西作家群，他们经过长期的有意识的艺术追求而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
山药蛋派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四十年代初期，他们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从山西的农村走出来，带着征尘和硝烟，一手拿枪，一手拿笔，跑遍了晋绥的前方和后方，进行着战斗、生产和写作。一九四三年五月，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写出，因其崭新的内容和通俗的形式，尚未得到文艺界的肯定，不能出版，只能在一些人手中流传。后来，浦安修同志推荐给彭德怀同志，彭总看后针对文艺界一些人反对通俗化的态度，亲笔题词：“象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交华北新华书店出版。接着，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相继出版，茅盾给予极高的评价，说：“没有浮泛的堆砌，没有纤巧的雕琢，朴质而醇厚，是这部书技巧方面很值得称道的成功。这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一九五四年，马烽、西戎写出了《吕梁英雄传》，走上了和赵树理一致的艺术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纷纷从全国各地返回山西，深入农村，建立创作的生活基地，并以《火花》为阵地(山西省文联机关刊物)，六十年代发表了一批独具特色，风格相近的小说。赵树理发表了《锻炼锻炼》、《实干家潘永福》、《套不住的手》等；马烽写出了《饲养员赵大叔》、《韩梅梅》、《三年早知道》；西戎写出了《宋老大进城》、《赖大嫂》；束为写出了《老长工》、《好人田木瓜》；孙谦发表了《伤疤的故事》；胡正写出了《两个巧媳妇》、《三月古庙会》等。这些小说都取材于农村，充满了山西的乡音土调，被文艺界称为“火花派”或“山西派”，又戏称为“山药蛋派”。于是，“山药蛋派”正式成为文坛上的一支文学流派。
“山药蛋派”的作家们对文学的共同主张是：
第一，文学工作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拿笔同拿枪、拿锄头一样，只是革命分工的不同，而无高下贵贱的区别。因而，他们总是把担任一定的行政工作看作生活的一个部分，视为熟悉人物、搜集素材，提炼主题的主要形式，写作只是为了“劝人”(赵树理语)，劝人革命的。赵树理长期在农民和基层生活；马烽因为“客串”过几年的县委副书记，所以才能较成功地塑造出县委书记的形象来；马烽和孙谦写《泪痕》前先后跑了十一个县和地区，在深入生活和深入认识人物的基础上才动笔的。所以，马烽对文艺界不强调深入生活很有意见，他说：“到处有生活的提法只说对了一半。谁也不能说到处没生活，可并非什么生活都能写，什么生活都可以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这是普通常识。”正由于他们强调写作的目的性和深入生活，所以他们总是群众的贴心人。
第二，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紧跟政治形势，不写“中心”，而是以一个有先进思想而又讲求实效的农民的眼光去观察生活，充分表现农民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艰苦性，反对回避阴暗面，强调反映革命过程中急需解决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即所谓“问题小说”。赵树理直言不讳地说，他的小说所写的都是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的问题。如一九四五年前后，正当大批的作家把笔触放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以及人民为翻身解放所作的英勇斗争的时候，他另辟蹊径，他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里及时地提醒人们与革命阵营内部的坏人坏事、丑恶现象、官僚主义以及封建势力的影响作斗争。新中国成立后，针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左”的思潮和作风，他们分别写出了《锻炼锻炼》、《实干家潘永福》、《灯芯绒》、《冬日的夜晚》等小说，表现集体主义与自私心理的冲突。抨击浮夸风，反对强迫命令，提倡调查研究，较深刻地反映了生活中复杂的矛盾。当然，他们的暴露不是自然主义的，而是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丑恶的事物加以嘲笑，光明的、新生的东西始终是他们作品中支配一切的因素和亮色。
第三，他们不写高大完美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而是从平凡的人、事、景中去写人、叙事，因而，他们笔下的人物都是实实在在的。比如写先进农民，也决不讳饰其身上沾染的落后性；写落后农民，也决不把他们作为先进人物的垫脚石而否定其坚强的民族意识和恩仇分明的斗争精神。他们笔下的事，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通过细微的、具体的小事来反映党的路线、政策引起的反响，以生活中的浪花来再现时代的洪流。因此，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大多属于落后和处于转变、成长过程的“中间人物”；事，大多属于不起眼的小事。如小腿痛、吃不饱(《锻炼锻炼》)、赖大嫂(《赖大嫂》)、赵满囤(《三年早知道》)等，作家们通过其内心深处的活动和变化的描写，深刻地揭示生活中的问题及时代前进的步伐。就是先进人物，也决不任意拔高和赋予理想的色彩，如老田(《我的第一个上级》)是个疲性子；杨小四(《锻炼锻炼》)是一个用捉弄的方式惩罚过落后分子的基层干部。虽然，他们的作品写的都是农村题材，但他们以独特的选材角度为当代文学作出了贡献。
第四，重视作品的民族性和通俗性。他们不仅注重内容上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而且将外国进步文学和我国古典文学中的精华融汇起来，采用一种新鲜的、独特的传统的表现形式。一般说来，每篇小说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通过另一人物的眼睛来写人、写景、叙事；人物性格由人物的行动来表现，很少静态的心理描写。这就是重故事、重行动、重白描，虽寥寥数笔，却可使人物神情毕肖。如赵树理的《登记》既是民间故事的结构形式，又用倒叙手法勾起对二十年前关于罗汉钱的回忆；马烽的《结婚》既有很强的故事性，又采用横截面的写法，这些都是他们吸取中外文学营养以后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
第五，作品的语言既有山西方言特色，又不生僻难解，是经过提炼的富有地方特色的群众语言。孙谦在评赵树理作品的语言特色时说，他“没用过一句山西的土言土语，但却保持了极浓厚的地方色彩；他没有用过脏的、下流话和骂人话，但却把那些剥削者、压迫者和旧道德的维护者描绘得维妙维肖，刻画得入骨三分。赵树理的语言极易上口，人人皆懂，诙谐成趣，准确生动。这种语言是纯金，是钻石，闪闪发光，铿锵作响……”这段话极好地概括了山药蛋派作者们的语言特色，这就是土而不僻，通而不俗。他们的语言庄重中常露诙谐，敦厚中不乏机智，朴实中充满文采，形成了善于说故事的朴实而又风趣的语言风格。
山药蛋派的作家们在“左”倾思潮泛滥时，曾遭到不公正的批判和冲击。几经浮沉，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可谓遭到了灭顶之灾。他们被打成“写中间人物的黑标兵”，所谓“文艺黑线”人物，赵树理被宣布为维护封建制度和宣传封建思想的反动派，以致被打断肋骨，饮恨含冤而死。西戎备受折磨，身体被摧残垮了；孙谦、束为和胡正(《汾水长流》的作者)都遭到了不应有的迫害。然而，强权不是真理，山药蛋派以其顽强的生命力继续滋生于山西的土壤。粉碎“四人帮”后又出现了一批生机勃勃的小“山药蛋”。张石山、韩石山、马力、潘保安等是突出的代表。一九八○年，张石山的全国优秀短篇得奖作品《镢柄韩宝山》，据认为比马烽还“山药蛋”，赵树理的味儿浓极了。因此，山药蛋派正方兴未艾地生长着、发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