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诗学的基本观念。西晋陆机《文赋》在谈到诗与赋的区别时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就是“诗缘情”的最早出处。这里将“缘情”与“体物”对举，以说明诗与赋的区别：诗重在抒情，赋重在状物。有趣的是，后来，“诗缘情”却与“诗言志”唱起了对台戏。现代有些学者如周作人，曾从文字训诂的角度，来论证“缘情”与“言志”本来是一回事，如《毛诗序》就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事实上，传统诗学所谓“志”与“情”是有特定内涵的，“志”特指志向怀抱，“情”泛指七情六欲。“言志”，就是表达修齐治平的志向怀抱;“缘情”，就是表达人的七情六欲。这表现出传统诗人的双重人格，一方面是作为政治参与者的责任感，一方面是作为自然人的情感。最典型的例子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欧阳修位至宰相，他的诗文及主编的《新唐书》、《新五代史》，都表现出正统文人的志向怀抱;但在其词集《醉翁琴趣》中，却让人看到另一个欧阳修，柳永式的欧阳修。曾有批评家说，《醉翁琴趣》中的“艳词”是其“仇人无名子所为”，故意混入其词集中，以此来玷污正人君子清白的名声。这种说法显然不值一驳。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柳永。这位词人给人的印象是“风流才子”，连小说中都写他死后只有妓女来悼念。如果读过他的《乐章集》，就知道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不可能给他带上“诗圣”或“人民诗人”的桂冠。有趣的是，后来人们发现了柳永写的一首《煮海歌》，简直与其“艳词”判若两人，使人想起杜甫的“三吏”、“三别”，想起白居易的“新乐府”。这种矛盾，就是“言志”与“缘情”的矛盾。事实上，“言志”与“缘情”诗人的两面，唯其统一，才构成了一个诗人的“庐山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