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论著·《乐论》

三国魏阮籍作。《乐论》继承孔子以来儒家的音乐观念。中国古代乐论正统思想的核心是“和”。《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宋代理学家程颐概括的更为明确： “礼只是个序，乐只是个和。”这个“和”并不单指狭义的和谐，它包括音乐的性质，音乐美的标准以及音乐的社会作用等等。而且儒家的论乐总是与礼相提并论的，只有礼乐同施，人与人的关系才能相亲相敬。阮籍在《乐论》中完全继承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孔子只是开个头，并未举出大概，而他却要细加考察。首先他指出“和”是音乐最高的审美标准，也是圣人、先王制乐的准则。只有合于这个标准，才能实现“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在“昔者”与“其后”的比较中，他推出雅乐是“正乐”的范本，因为它“使人无欲，心平气定”，甚至使孔子在齐闻《韶》，竟然“三月不知肉味”。最后归结为“圣人之乐，和而已矣”。儒家之所以这样推崇“平和”及雅乐，因为它符合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中庸思想;雅乐的内容多以演述文治武功为主，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权威。所谓“礼乐正而天下平”，就是要求礼不能逾其制，乐不能失其声，这样才能尊卑有序，定象平心。阮籍甚至认为，礼乐虽然与时俱变，但“和”的准则却不能改，只要“改其名目，变造歌咏”就行了，其结果必然把雅乐引向公式化概念化的死胡同。与雅乐相对立的是淫声，这是传统音乐思想家所摒弃的“邪音”。值得重视的是， 《乐论》正视淫声是衰末之世的音乐， “乐废则淫声作”，而且这种音乐来自现实，题材广泛，为“百姓”所“安服”。 《乐论》说它“取于近物，同于人间;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闾里之声竞高，永巷之音争先;儿童相聚，以咏富贵，刍牧负戴，以歌贫贱;君臣之职未废，而一人怀万心也。”淫声虽然违背了和的宗旨，其感染力却远远为雅乐所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