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学说与流派·境界

中国古代最基本的关于艺术形象的审美范畴。境界，又称意境。从萌芽到发展、成熟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先秦时期已有意境说的萌芽：《易传》的“立象尽意”，庄子的“言不尽意”说，“诗六义”有比、兴。汉魏六朝时期，陆机、刘勰、钟嵘论述情与物的关系， “意象”、 “滋味”、“风骨”、 “神韵”等概念，对意境说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佛教传入，提倡象教，提倡境界，对意境说的形成更产生直接作用。中唐时期“意”与“境”两个概念结合成“意境”这一新的审美范畴，其标志是王昌龄的《诗格》和皎然的诗论。随后“意境”不断得到详尽的阐述和发挥。刘禹锡讲义得言丧，境生象外，可以说是最早精确地说明了意境的内涵。司空图的《诗品》描绘了二十四种意境，同时也论述了意境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他认为作者的情性、思想，与客观境象的和谐一致，是作品的至美标志。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标举兴趣，进一步丰富了意境理论。明清时期深入探讨意境理论，意境成为固定的审美范畴。王夫之，叶燮、刘熙载关于情与景、意与境的关系的论述精辟独到。最后王国维集前人之大成，提出了完整的意境理论，认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所谓境界，王国维解释说：“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即通过形象化的情景交融艺术描写，能够把读者引入到一个想象的空间境界。 “意境”强调情，认为文学没有感情就不能感人。王国维明确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同样，也指出： “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把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强调在饱含情感的艺术形象中，要蕴含着哲理，使情与理浑然一体，无迹可求。 “意境”强调情与景的统一。认为“孤不自成，两不相背”。情景交融，才能产生具有艺术感力的艺术形象。从情与景结合的关系中，王国维区分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认为“有我之境”带有鲜明的主观色彩，抒发强烈情感的境界，意余于境; “无我之境”是把诗人的强烈的主观情感隐于景物之中，情景交融，景能传情，意与境妙合无垠，我与物浑然一体，即“意境两忘，物我一体，意与境浑”，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意境”强调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认为意境要由一定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艺术形式也要把意境鲜明地表现出来。因此，意境的内容和形式要融合无间，完美统一。王国维用“不隔”作为标准，来说明意境的内容与形式统一的优劣。所谓“不隔”，他说：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要“语语如在目前”，清晰传神， 流畅自然。意象最根本的还在于要有“言外之味，弦外之响”。文学贵在含蓄。富有韵味，余意无穷，是意境的底蕴所在。王国维指出不懂得意境，就不能说文学，就不懂文学。认为“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作者也。”他把意境作为对文学的美学要求，主张虚实结合，提倡“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的境界，提倡“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可见，境界说所揭示的文艺创作的原则，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