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学说与流派·发愤著书

司马迁提出的关于文艺创作和个人情志关系的一种观点。 《史记·太史公自序》：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报任安书》中也有大抵相同的一段话。足见其发自肺腑，铭刻在心。 《史记》之作，一方面是子继父业，另一方面和他的亲身遭遇有一定的关系。天汉三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幽于缧绁”，惨遭宫刑，这使他蒙受了莫大的侮辱与痛苦，于极度的悲愤之中，他想到：孔子因困厄而作《春秋》，屈原被流放乃赋《离骚》，左丘因失明才写《国语》……，这些人都是因不得志，感情郁结，才发愤著书立说。他从中受到很大启发，于是，决心效仿先圣，终于成就了著述《史记》的大业。后人把司马迁的这一观点和做法，称之为发愤著书说。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 “发愤著书，意旨自激。”著书往往与发愤相关，这是长期封建社会中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因为，一些有正义感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往往在现实生活中受排斥和压抑，导致义愤填膺或悲愤郁结，这些发而为文章，必然表现为对封建统治者的不满和批判，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从而触及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 《史记》从文学角度来看，具有强烈的人民性，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是分不开的。 “发愤著书”对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有重大的影响，启迪他们在逆境中成就一番事业，对理解文艺理论上文艺家和创作的关系也有重要意义。东汉桓潭《新论》提出“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采不发。”唐韩愈提出“不平则鸣”，宋欧阳修提出“诗穷而后工”，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发愤著书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