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起源的独特路径

中国史学家侯外庐（1903～1987）于20世纪的30年代系统地论述中华文明起源和西方古希腊不同，在中国，从氏族社会走向文明社会，保留了旧有氏族组织，在氏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国家组织。权力与财产按照血缘亲疏分配，君权与父权统一。由此，国家与宗族合为一体，形成了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体系。周人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伦理范畴：敬天、孝祖和保民，在此基础上，春秋时期形成了儒家的礼乐文化体系。“儒家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表里如一的君子。礼以治外，旨在规范人的行为举止，使之处处中节，符合德的要求。乐以治内，重在引导人的性情心志，是要解决礼的根源问题。”礼乐二者内外相成，密不可分。

漫长的农耕历史在人们头脑中的折射，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题：天道与人道的关系。这和希腊哲学中的存在与思维关系不同，天与人的关系强调的是天与人的和谐（不是对立，也不是相互排斥），以及人的地位、人的责任和人的特点。孔子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老子》书有“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37章），从自然反观人生，认为圣人立身处世，柔弱似水，谦恭少言，达到“无不为”。

还有，中国变化多样而又具有内聚性的地理环境，也影响了中华文化。从中国地理环境看，东面是浩瀚无边的大海，西部是高耸入云的阿尔泰山、昆仑山和戈壁沙漠，西南是喜马拉雅山，北面是西伯利亚，南面为崇山峻岭和海洋。这种地理环境不同于古印度、希腊以及阿拉伯国家，形成了文化各异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差距的民族和文化。

自古生活于中原四边的少数民族，一方面他们向外发展受到各种天然屏障和自然环境的阻隔与限制，另一方面中原地区，特别是汉族的文化，对他们有很大的吸引力。于是，几千年来，中国四边的少数民族，他们各种重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都是向着中原的方向，即黄河与长江中下游流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