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东平人物简历简介,丘东平文学代表作品介绍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东平只有短暂的十年(1932—1941)创作历程，但留下了跋涉者的足迹。这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他以自己战斗生活的实践，最早写出了反映苏区斗争生活的《通讯员》和《红花地的守御》等小说，在现代文学题材上具有开拓意义。在现代文学史上，东平还是一位生活经历十分丰富的作家，曲折而复杂的经历，构成了他创作的某些特色，尤其是擅长于军事题材作品的创作。对这样一位作家，理应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给予公正的历史评价。

在红色摇篮里成长

东平，原名丘席珍，广东海丰县梅陇镇人。海陆丰地区是中国革命初期的红色摇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最早开展农民运动;在彭湃的领导下，发动武装斗争，成立了中国最早的红色政权——农苏维埃政府。因此，这个地区也经受了残酷的白色恐怖，与国民党政府和地主武装展开激烈的战斗。东平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这个红色熔炉里，在革命和反革命殊死搏斗的战火中度过的。他参加当地的劳动童子团，拿着红樱枪为革命站岗放哨。童年的东平，领受了革命战火的洗礼，懂得了浅近然而也是最基本的革命道理。在他的思想和创作上反映出来的，嫉恶如仇，爱憎分明，追求火热的战斗生活，甘当一名“不安静的灵魂”的表现，是和他童年的生活经历分不开的。

海陆丰地区在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的同时，十分重视革命的文艺活动。彭湃就是一个热心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在他的带领之下，广泛利用各种文艺形式，特别是“田仔骂田公”等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间曲调，加入革命的内容，成为教育群众，鼓舞斗志的文艺武器。彭湃把当地流行的“白字曲”编成革命山歌，连乡间流行的“客歌”(情歌)也装进了革命的内容。据史料记载和当事者回忆，海陆丰地区的革命文艺活动广泛开展，内容生动，形式活泼，深受群众的欢迎。东平当时也是深受革命文艺熏陶和启发的一个。

这些是他的处女作《通讯员》写得比较成功的重要原因。

从1922年至1928年这段时间里，海陆丰地区的农民革命运动，风云变幻，斗争起伏，但革命的火种始终没有熄灭，在这个过程中，东平也由扛着红樱枪的劳动童子团和共青团员，成长为革命队伍里的正式成员，担任苏维埃政权的文书工作。参加了一九二七年海陆丰人民的第一次武装起义。1928年海陆丰武装暴动失败后，白色恐怖如同乌云压城，大部分参加暴动的人员被迫分散隐蔽，东平也踏上了外出流浪的道路。

黑暗岁月里的追求

大革命失败后，东平流浪到香港。他在海上做过渔夫，街头当过小贩，船上担任水手;夜间经常露宿在草堆上，受到社会和故友的冷遇，过着流亡的生活。

1932年前后，由于东平哥哥的关系，他参加了十九路军。这是东平生活道路的重大转折。十九路军当时驻扎在上海附近，虽然在抗日问题上有爱国倾向，但毕竟是一支旧式军队。作为翁照垣将军的私人秘书，东平既周旋于上层，也深入到连队和士兵中间。 “一二·八”战役中，十九路军违抗蒋介石不抵抗命令，在中国共产党和上海人民的支持下，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进攻，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爱国英雄主义精神，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东平亲身参加这次战役，给他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获到了大量的创作素材，他前期的不少作品，都是取材于这段生活经历。

东平随军到了福建不久，就回香港和几个同志合办《新亚细亚月刊》继续宣传抗日救国主张。他的第一篇小说《梅岭之春》，发表在该刊第一期上。

1933年底，当时驻扎在福建的十九路军倒戈反蒋，成立福建人民政府。东平也参加了这次事件。

这段时期，东平还与党领导的群众组织、文艺社团和进步作家有着广泛的联系。1934年他到日本东京，拜会了当时侨居日本的郭沫若，并从此建立了联系。郭沫若事后在《东平的眉目》一文里，对他有过详细的记述，对他的文学创作寄于很大的希望。据有关材料记载，他还参加过东京“左联”的活动。回到香港后，他曾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抗日组织“民族解放革命同盟”的活动。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黑暗岁月里，东平走南闯北，始终在寻求真理，投身于抗日烽火，渴望战斗的生活。这是东平思想性格的一个特征，也是理解他文学道路的一把钥匙。在动荡变化的环境里，他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学创作的爱好， 《通讯员》的发表，终于一下震动了左翼文坛。

《通讯员》于1932年11月发表在“左联”机关杂志《文学月报》第四号。作品以他亲身经历的海陆丰革命斗争为背景，真实而生动地描绘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的斗争生活，在当时颇为引人注目。鲁迅和茅盾在向国外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草鞋脚》一书里，选录了东平的《通讯员》，并在“简介”里介绍了这篇作品，“在所有现代中国描写苏区生活的小说中”，它是“直接得来的题材，而且写得很好”。周扬在刊载《通讯员》同一期的《文学月报》《编辑后记》里，推荐这“是一篇非常动人的故事。这阴郁、沉毅而富于热情的农民主人公，使人联想苏俄小说中所反映的卷入在‘十月’的暴风雨里的Muzhik的性格。”作品比较集中地描写一个革命队伍里的通讯员林吉的形象;他“平时十分沉默”但在斗争中却是“最有胆量的人”，敢于当众用手枪打死前来逼租的“收租的胖子”。作为革命队伍里的一名通讯员，他勇敢、机警，有着高度的责任心。作品不仅在题材上善于选择现实生活中具有时代意义的事件，而且在艺术上也比较成功，作品写得细致，从容，显露出作家清新、刚健、质朴的风格。因此东平作为一个新进作家刚刚崭露头角，立即博得了高度的赞许。

东平从事文学创作的最初阶段作品，大都以他早年经历的海陆丰革命斗争为背景。收在《长夏城之战》里的《多嘴的赛娥》、《红花地的守御》等作品，广泛地反映出苏区的斗争生活，塑造了从指战员、妇女到儿童等一系列人物形象。《多嘴的赛娥》描写在重男轻女的农村封建势力压迫下的一个普通农妇，受到革命浪潮的影响和感召，挣脱了封建意识的束缚，担负起为革命传递情报的秘密工作。当她不幸被“保卫队”抓住，意识到这已经是“最后的一刻”，就“坚决地闭着嘴”，直到牺牲也不肯暴露身上所携带的秘密。作品塑造了一个觉醒起来的，为革命坚贞不屈的农村妇女的形象。当人们评述作家早期创作时，大都是举《通讯员》为例，其实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另一篇作品《红花地的守御》。它最早把直接表现中国工农武装斗争的题材，带进了现代文学创作，而且是以作家亲身的经历为基础的。作品着重描写了“总指挥”杨望的形象，他“粗野而壮健”，有“钢般坚硬”的性格，为人豪爽，热情而风趣;为了参加革命，他抛弃了安逸舒适的生活。在这支工农武装队伍里，他是颇有威望的“老大哥”。我们从杨望的形象里，仿佛看到彭湃的身影，他们的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作品还刻画了“木炭伕出身”的小队长高伟，农民出身的彭元岳，从学校里出来的“堂兄弟”二刘。这些人物因出身经历不同各有个性，并非概念的化身。作品对战斗场面的真实而细致的刻画，对闽南风土人情的描绘，特别是反映了初期农民暴动的某些特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些以海陆丰为背景的作品，与同时代描写农村革命题材的作品相比较，显得更有深度。它不仅反映出中国农村的苦难、贫穷和自发的反抗，而且描写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开展武装斗争。作家笔下的人物，虽然还残留旧时代的伤痕，但却有着全新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境界，他们的眼睛离开了千百年固守的土地，放眼于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它标志着一代新农民的成长。在这些人物身上闪耀着革命英雄主义的光彩，正是东平初期作品的共同基调。

但是，东平初期的作品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与当时流行的某些不成熟的革命文学创作相似，流露出“革命的浪漫蒂克”情调，带有明显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痕迹，狂热、感伤，神经质，以及一定程度的公式化现象。《通讯员》里的林吉，被描写成“最有胆量的人”，在战斗中表现勇敢、机智，但由于某次“任务”未能很好地完成， “他的神态好象变成疯狂了”，最后竟举枪自杀。作品这个结局与人物性格的发展是矛盾的，显然这是作家以自己的思想意识，代替了人物性格的刻画。在《红花地的守御》里，“我”在参加一场殊死的战斗后，却突然涌现出一种宗教的感情。这些现象从侧面反映出作家早期思想上的某些弱点。

迂回曲折的道路

从发表《通讯员》等反映苏区生活的作品到抗日战争前夕，东平在文学创作上走过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思想上出现起伏，艺术上有过新的探求。这段经历对于了解东平的文学道路十分重要，可惜未曾引起现代文学史家的注意。

这段时期，东平不断地变换职业，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在国内国外，城市乡村和硝烟弥漫的前线，过着动荡的生活。但他仍然执着地追求文学事业，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这个时期的作品，除了收在《长夏城之战》里，还有《沉郁的梅冷城》、 《将军的故事》、《火灾》等集子。

三十年代的文坛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占有明显优势，但现代派、象征派、新感觉派等流派思潮也相当活跃。东平显然是受到一定的影响。这时期他在写给郭沫若的信里，曾经坦率地表露自己的思想是“我作品中应包含着尼采的强者，马克思的辨证，托尔斯泰和圣经的宗教，高尔基的正确沉着的描写，鲍特莱文的嚼味，而最重要的是巴比塞的又正确又英勇的格调”(郭沫若《东平的眉目》，载《沫若文集》第八卷)。这无疑是一个文艺思想的大杂烩。在这种文艺思想支配下，作家必然会在题材的选取，人物的塑造和艺术表现手法上，呈现出比较复杂的面貌。

由于东平始终生活在时代斗争的漩涡里，因此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仍然是他创作的主流。他并没有远离现实生活的土壤。他写了《中校副官》、《运转所小景》、《正确》、《将军的故事》、 《尊贵的行为》、 《兔子》等作品，大都以旧军队生活为背景，有高级将领、中级军官，也有众多的下层官兵形象。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这些作品里较多的运用了讽刺和夸张的表现手法。这是东平创作上出现的新东西。在他的笔下，将军常常是无知、愚蠢、骄横又固执已见。他所抨击的对象里，也有中下层军官，象《正确》和《兔子》里那个兵痞“连长”，他残暴、冷漠、无情，对上司是“绝对服从”，把兵士都当作奴隶，随意杀害，作品类似速写，没有多少渲染，如果作家没有明确的爱憎，缺乏实际生活的体验，是不可能写得如此真实而生动的。

《中校副官》是其中写得比较成功的一篇小说。作品围绕着抗日这个有现实意义的主题，暴露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黑暗腐败，塑造了一个旧军队里爱国军官的形象。这个有较多知识分子气质的中校副官，坚决主张抗日， “每一次看到那报纸上的如火如荼的爱国运动的记载，他就兴奋地喊叫着”。然而他又盲目的服从上级， “对于军长，他是当为偶象一样的信奉着”。他主张振兴中华来抵御日本的侵略，相信“中国的民众都起来了”，却又“叹息着民众的愚蠢无知”。当他最后明白过来，原来军长本人就是一个不抵抗命令的执行者，这个信奉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的大，忽然醒悟了，他愤怒地责骂军长把

“国家的领土放弃了”，终于被军长开枪打死。作品的结尾，由于士兵和下级军官的爱国热情，违抗了不抵抗命令，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而这个胜利又被军长窃为“战果”，公诸社会舆论。作品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现实意义。

从《慈善家》这篇作品里，已经可以隐约地感到东平在艺术上的某些探求。作品名日描写伪善的慈善家，但多数笔墨是在描绘自然界的鸟兽声态。对鸟的心灵作了大量拟人化的描写，虽然十分细腻，但令人感到有点抽象。这与他初期的《通讯员》等作品相比较，从题材到风格都很不一致。

这时期，东平还写了一批寓言形式的，运用讽刺手法，带有象征色彩的作品。这表明东平是在进行艺术上的新的探索。例如《马兰将军之死》用的是寓言形式、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出作家是有感而发，抨击现实生活里的不抵抗主义，然而结局是消极的。 《长夏城之战》也相似。另一篇《圣者的预言》是劝告人们不要相信那些“预言”未来的说客，作品本身几乎通篇是在议论，缺乏形象。如果说这些作品还多少有一点现实生活的影子和积极的思想意义，那么象《新唐吉诃德的出现》、 《落难的国王和侍卫》等一批带有更多的象征色彩的作品，艺术上显得灰暗、朦胧，思想上更是一种倒退。这与他初期作品所流露的革命倾向和战斗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

艺术上的变化往往是思想的反映。如果剖析东平这时期写的第一个长篇小说《火灾》，问题就更清楚了。《火灾》是以海陆丰地区为背景、描写一个伪慈善家的故事。作品对闽南的风土人情，对农村的大祭祖场面等，有比较生动的描写，但是，整个作品的结构松散，人物缺乏形象性和性格特征，语言不够精炼，还有自然主义的倾向。显然是不成功的。海陆丰地区有过风云变幻的过去，也是东平战斗过的地方，然而从《火灾》里，人们看不到往日战斗留下的痕迹，连当时一般作品里常见的阶级矛盾也未能得到深刻的反映。在东平的文学道路上，这是一种思想上的倒退现象。

郭沫若在评述东平的作品《德肋撤》时，曾经指出“他于化整为零，于暗示，于节省，种种手法之尽量的采用，大有日本的新感觉派的倾向，而于意识明确之点则超过之。”(《东平的眉目》)郭沫若的观察是正确的。三十年代流行的各种艺术流派中，法国新感觉派的保尔·穆杭，特别是日本新感觉派中的横光利一、片冈铁兵等人的理论和创作，在中国一度很有影响，受其影响的有穆时英、刘呐鸥，以及后来的叶灵凤等作家。这一派的艺术主张，综合了象征派，意象派等理论，主张艺术技巧的更新，不强调塑造典型人物，推崇作家用自我直觉去对现实作精美的加工。因此他们的作品里有大量的心理描写，文体新奇，喜欢用象征比喻手法。这些在东平本时期的创作里，都可以找到某些痕迹。但是，受到影响，并不等于按照某种流派的理论去创作。东平的作品在“意识明确”这点上，显然与这一派作家的作品不尽相同，对东平来说，也许只是一种艺术上的借鉴，吸收了某些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至于这段探索道路的利弊，如果说对他的创作还有所得，那就是在兼收并蓄的过程里，开拓了眼界，借鉴了某些艺术手法，对于丰富与发展他的文学表现手段有一定的好处;然而既有所得也有所失，东平这段时期的作品，明显地与他早期的创作不同，缺乏那种描绘风云、表现斗争、反映时代最强音的创作倾向，以及清新、刚健、质朴的艺术风格，思想上和艺术上显得芜杂了。

东平本时期还写了《沉郁的梅冷城》、《麻六甲和神甫》、《十枝手枪的故事》等，带有明显的模仿外国翻译作品痕迹的小说。这些作品从细节描写(面包师、戈比)，人物(姓名、气质)语言(欧化的翻译文字)，某些艺术手法(大段的风景描写等)，都说明它是作家在学习创作过程中带有模仿性的东西，严格地说它不能算是作家本人的创作。

上述种种现象的出现是不难理解的。东平与别的现代作家不一样，他连小学都没有读完，原有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时，常常文句不通。一旦决心献身于文学事业后，他在文学修养上作了艰苦的努力，在贪婪地吸收各种养料的过程中，由于缺乏鉴别能力，难免兼收并蓄，鱼目混珠。这是不足为奇的。诚然，一个作家的艺术风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任何一种艺术风格都会有它的不足之处;如果一个作家粘滞在自己初步形成的风格模型里，不求前进，不图发展和丰富自己的风格，也有可能走进艺术的“死胡同”。但是，反过来如果抛弃了初步形成的风格，特别是已被实践证明对作家的经历、气质都比较适合的艺术风格，而使自己的创作风格变成一种艺术上的“大杂烩”，那无疑也是一种偏差。

抗日烽火中的新生

经过艰苦的跋涉和探索，东平终于找到了自己前进的方向。1937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芦沟桥的枪声响了，东平犹如战士听到了冲锋号声，立即投身于这场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参加“八·一三”上海战役后，他在济南、南京、汉门、南昌等地，或奔赴抗日前线，或从事救亡活动，生活和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他的文学道路也面临重要的转折。在经历了一段曲折的探索后，终于又沿着初期《通讯员》等作品所开拓的道路继续迈进，陆续写出《第七连》、《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等描绘时代风云、充满爱国革命激情的作品，在当时产生很大的影响。抗日战争初期，是东平的文学创作比较活跃、比较有成就的时期。

《给予者》是东平在抗战初期写的第一个长篇小说，出版时署名欧阳山、草明、东平、邵子南、于逢等集体创作，东平执笔。实际上其它人只是“聚谈了几次”， “两三个月后，东平同志自己一人终于在上海独立把它写成”(于逢： 《忆东平同志》)。因此，这部长篇小说可以归入东平的创作。作品以十九路军在抗战前后的活动背景，写出这支抗日爱国的旧式军队某些本质。他们有抗日爱国热情，但在政治上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分不清为谁抗日，官兵们过着空虚无聊的生活;在本质上“他们和中国所有其他旧式封建的军队没有差别”， “蹂躏中国的革命队伍和打日本同样卖力”。作品既肯定了他们抗日爱国的一面，同时尖锐地指出他们有反共反人民的另一面。这种对旧式军队的深刻剖析，是东平过去反映军队生活的作品里未曾出现的。它说明作家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对旧式军队的本质有了清醒的估计，反映出东平思想认识上的一个跃进。作品的主要人物是由司机升任连长的黄伯祥，他思想单纯、忠于职守，在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面前，终于“认识了自己的力量”，把一切都“给予”了祖国，包括自己的妻子儿女和父母。作家力图在这个人物身上体现“用了自己的全生命献身于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的那种舍生决死的爱国主义精神。作品写得比较仓促，结构和语言未经很好锤练，整个作品的典型环境也比较模糊。但作为抗战初期最早出现的长篇小说，仍然令人瞩目。

东平在抗战初期参加新四军之前的作品，大都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其中包括《第七连》、《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等代表作品。他的创作受到《七月》杂志同人的扶持和鼓励。在一次座谈会上，胡风、萧红、辛人等，对他的创作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七月》发表了东平近十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在他逝世后又最早把《第七连》列入“七月新丛”出版。这一切说明，在东平后期的文学道路上，曾经与《七月》杂志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在创作倾向和思想上也明显地受到“七月派”的影响。

东平在《七月》上发表的作品，都是以抗战初期的现实生活为背景，描绘了广泛的生活画面;通过对战争初期离乱逃亡生活的描写，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表现了人民的苦难和反抗(《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记叙了战争的风云人物，“革命者，天才的军事家”(《叶挺印象记》)和爱国人士(《吴履逊和季子夫人》)。在《暴风雨的一天》里，通过对一个抗日少年英雄人物的描写，象征着抗战风暴中人民的战斗英姿。但这时期主要的作品还是对于战争的直接描写，象《第七连》、 《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 《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等，当时曾经产生广泛的影响。

《第七连》反映一个年轻军官在抗战初期的经历。他和许多初上战场的人们相似，在正式投入战斗之前，也产生过莫名其妙的胆怯心理。但民族的责任感，使他终于约束住自己的感情。他希望自己“能够成功为一个象样的战斗员”。作为一个下级军官，他作战勇敢，机智，待兵士象“朋友”一样。作品表现了一个初上战场的青年军官的思想转变和心理状态，塑造了一个新型的有强烈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青年抗日军官形象。

另一篇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作品是小说《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描写一个刚从军校毕业的青年连长林青史，在士兵抗日激情的推动下，违抗了上级的“不抵抗”命令，向敌人展开猛烈的反击。战斗结束后他历尽艰险返回部队，却因违抗命令被处以死刑。作家既在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理想化的色彩，力图塑造一个抗日爱国军人的形象，同时又深刻地挖掘他灵魂深处的旧的思想意识，当他明知回去将被处决时，有人劝他逃走，他却“为了成全自己底人格”，甘心被处死。作品虽带有悲剧色彩，但揭示了战争初期的一个重大矛盾——不抵抗主义。林青史形象的塑造也有广泛的意义，象这种既有着抗日爱国热情又有旧式军人气质的人物，在国民党的抗日军队里并非个别的。

抗战初期东平创作上另一个变化是：比较重视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是一种能够及时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样式，它与东平当时那种爱国激情，渴望战斗的思想是一致的。《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 《叶挺印象记》、 《吴履逊和季子夫人》等，从不同的侧面反映抗日的时代风云，在文学作品里最早塑造了叶挺的形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作品与他战前写的报告文学，象曾经被人誉为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抗日英雄主义精神的《滦河上的桥梁》相比较，作家已经明显地克服了那种空洞的激情的缺点。

抗战爆发后，东平不仅在思想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的文学创作也出现了新的面貌。他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探索，又在抗日烽火里获得了新生。

战斗在茅山下

1938年春，东平随叶挺将军到汉口，加入新四军，他先后在南昌和安徽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工作。后来，他随同粟裕将军率领的一支由二百人组成的新四军抗日先遣队，最早进入江南敌后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在敌后，东平主要从事实际斗争，先后担任新四军支队的敌工科科长，陈毅同志的对外秘书等。1939年周恩来同志到新四军召开全军党代表大会，东平是支队的党代表之一。鲁艺华中分院创办后，他担任教导主任，并负责领导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华中分院的工作。这段时期，由于环境恶劣，战斗频繁，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实际工作上，成为新四军的一名优秀战斗员，但仍然关心和积极从事文学创作。1941年夏，日本侵略者向苏北根据地发动大扫荡，东平为掩护鲁艺二队的二百多名文艺战士突围，不幸壮烈牺牲。时年仅三十一岁。他的死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损失。

从海陆丰到茅山下，东平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他终于又回到革命队伍里来!生活道路和思想上的变化，也明显地反映在他的创作里。进入苏北根据地后，除了个别作品象《向敌人腹背进军》、《马彪将军访问记》等，仍在国统区的《七月》、《黄河》等杂志上发表，绝大部分作品都收入《茅山下》。这本集子是他逝世后，1945年由苏皖边区第一分区韬奋书店出版。

收在《茅山下》里的作品，除了中篇小说《茅山下》之外，都是比较简短的作品，严格地说，它们只是一些创作素材或新闻记事。这时期他在给胡风的信里曾经透露这样的心情：虽然他没有一天忘记创作，但由于游击战争的特殊环境，深感感情粗糙，难于安心写作。因此，这些短篇都是他戎马生涯中的生活记录。有苏北根据地初创时期的战斗生活(《把三八式夺过来》、《王凌岗的小战斗》)，有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统一战线积极反共面貌的揭露(《逃出了顽固分子的毒手》)，有反映敌友我三方的复杂斗争(《漂武路上的故事》)，以及暴露国民党军队的黑暗(《友军的营长》)，描写新四军中的知识分子(《两个靖江青年》)等，从不同的侧面勾勒出新四军初创时期的艰辛而复杂的斗争面貌。

他这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作品是《茅山下》。这部作品比较真实地再现了苏北根据地初创时期的战斗经历，有最初的战斗，有开辟者的艰辛，还有敌友我三方的周旋。在东平的文学道路上，这是一个新的起点。

高昂的战斗热情，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构成了作品的基调。作家用充满感情的笔触，描绘茅山下——这块江南的红色根据地的美丽图画，洋溢着憧憬，自信和希望。作品塑造了以陈毅同志为原型的“新四军的司令员”的形象，着墨不多，光彩照人。作家把他比拟为雄鹰， “在整个大江南北战区的高空中飞翔着，精细地从百仞的高空”俯视祖国的大地，在战士的心目中， “他的正确的领导使一个战士当伏在草莽中还感觉着他的热的视线的迫射”。作品带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表现手法，在东平的创作上是新的东西。作品还塑造了另一个夏伯阳式的指挥员，工农出身的参谋长郭元龙。作家着意渲染这个带有传奇色彩人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作战勇敢、斗争坚决、待人坦率真诚，在战士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威望;然而他有时过分自信，显得骄傲，甚至粗暴，还有贪小便宜的缺点。作家是从生活出发，塑造了这个活生生的英雄人物形象。即使批评了他的某些缺点。例如：瞧不起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等，仍然无损于这个令人感到可亲可爱的形象。曾经在东平初期作品中出现的、把知识分子思想意识强加在工农人物身上的现象，在这里已经得到明显的克服。

《茅山下》艺术上成功之处，是由于它比较注意人物性格的刻画，除了塑造郭元龙的形象，作家还写了两个相对照的知识分子——周俊和林纪勋。他们有相似的经历，几乎同时参加新四军，但由于思想上的差异，终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周俊名义上是郭元龙的助手，他幼稚、好胜、心胸狭窄，缺乏组织能力又不能深入群众，尽管有一种朦胧地想锻炼自己的决心，要在工作上“露一手”，但不仅与郭元龙没有合作好，还在开辟新地区的工作中遭到很大的损失，他终于发现自己“变成了废料”。林纪勋虽然有同周俊相似的气质，单纯、幼稚、甚至有时显得软弱，但是他虚心好学，作风踏实，遇事沉着，相信“一个人的进步是艰苦的斗争过程”，因此他从点滴入手，深入群众，改造思想，终于在工作上作出了成绩，而且得到群众的信任。作家通过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力图展现革命队伍里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

抗日战争时期，有大量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队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前后，在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艺作品里，都接触到如何描写知识分子，如何反映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矛盾的题材。这在《茅山下》里也是贯穿全书的一个矛盾。东平在表现这个矛盾时是颇有分寸的，他既没有夸大或抹煞知识分子对革命的作用，指出了他们的缺点和前进道路;对工农干部身上的缺点也作了如实的描写。而且对于他们之间的矛盾的表现和性质，作了恰如其分的反映。

《茅山下》是东平在文学创作上趋于成熟的一个标志，曾经在他过去一些作品中出现的，例如：人物性格气质上的不协调，把小资产阶级意识强加在工农人物身上，不大注重人物性格描写，类似新感觉派的创作手法等，在这部作品里都有不同程度的克服。《茅山下》最后的章节写于1941年7月，东平也就在这个夏天不幸牺牲。因此这是东平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仅就已有的章节和布局来看，作者是企图在广阔的背景里，展现苏北根据地和新四军的战斗生活图景。然而，壮志未酬身先死，《茅山下》就成为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的历史见证。

东平的文学道路，反映出他的创作上的某些特色：

鲜明的时代精神是东平创作中最为突出的特色。文学创作虽然常常表现个人的命运，遭遇和思想感情，但是归根结蒂，它都是一定的时代精神的反映。一个进步作家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自己的作品里，体现那些推动历史前进，促进社会进步的时代精神风貌。这是从思想上衡量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成败得失的重要尺度，用这尺度来衡量东平的文学创作，它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东平的创作是和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的。他的第一篇作品《通讯员》，是在血火交织的红色风暴里产生的，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大革命时期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抗日战争的爱国主义精神，不同时代的精神风貌在他的作品里都有强烈的反映。即使在1935年前后，当他一度热衷于新的艺术探求，他的作品仍然能够或多或少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心声，他很多描写抗日主题的作品，紧紧地抓住不抵抗主义这个尖锐的，有强烈现实意义的社会矛盾，把现实斗争里的冲突和主人翁的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使这些作品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色彩。《茅山下》的出现则更进一步说明他的创作反映时代风云的特点。

浓郁的生活气息构成东平创作的又一个特色。这是和他的生活经历分不开的。东平的创作来自他亲身经历的生活实践;各个时期作品的题材，人物和思想意识，都可以从作家的生活经历里找到某些联系。他正是从自己丰富而曲折的生活实践里，发现文学题材，唤起创作热情。他是有感而发，不是为了写作品而到生活里去寻找素材。东平从小在农村土地上成长，在流浪生活中为了糊口当过各种杂工，后来又长期在军队里生活，一度还干过编辑校对的文字工作，他在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军队里待过，亲身参加过多次著名的战争实践。象他这样的经历在现代作家中也是十分突出的。这些丰富的人生经历，奠定了他的创作基础。那些来自生活深处的作品，浸透着作家斗争的血泪和感情的乳汁。他的作品没有刻意的雕琢，不用华丽的词藻，然而有着泥土的芳香，战斗的硝烟，真挚而热烈的感情。诚然，他的作品称不上博大精深，然而清新、朴实，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表现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也是东平创作的一个特色。文学，就其崇高目的来说，歌颂和表现人民精神世界中高尚理想的东西，是它的一个重要职责;它来源于作家对生活的信念、希望和追求，是作家渴求光明上进、憎恨黑暗倒退的思想感情的反映。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如果缺乏这种能唤起人们奋然前行的精神力量，它必然是平庸的，会象一朵浪花似的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东平一生的创作，塑造了众多的理想化的英雄人物，从最早的通讯员林吉，红花地守御战中的指挥员杨望，为保守革命秘密牺牲的“多嘴”的赛娥，到抗日战争中第七连连长丘俊， 《火灾》里的司机黄伯祥，以及战斗在茅山下的郭元龙等等。有身经百战的将领，有各类军队里的指挥员，以及普通兵士的形象。作家在塑造这些人物时，往往涂上一层理想化的色彩，运用革命浪漫主义的手法。他欣赏那些性格勇猛，刚毅，有胆略，有热血，有伟大抱负，甘心为自己的理想和事业献身的英雄人物和他们的精神。周扬认为“他的作品响彻着英雄主义的调子”，在刻画人物时他更多地注意表现人物的精神， “所以虽然理想化了，人却感觉得他写的是活的人物”(《抗战以来创作的成果和倾向》)。

在总结东平的创作时，应当充分地估价他在军事题材创作中的贡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特别是在三十年代，军事题材作品是一个相当薄弱的方面，而东平是在这个领域里作出重要成绩的人。在他的笔下，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暴动队伍(《红花地的守御》)，有形形色色的旧式军队(《将军的故事》等)，有抗日的爱国军人(《第七连》等)，还有新型的人民军队(《茅山下》)，这是一幅幅现代军事历史的形象图画。东平描写战争题材的作品，不仅情节真实生动，而且注意表现战争中人物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他所塑造的军人形象，上有将军、指挥员，下至连排长和普通士兵，有新旧军队里的人物，有性格如钢也有文弱象书生的，可谓形形色色、丰富多彩。他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被称作“抗战后出现最早的一篇战争小说”(周扬《抗战以来创作的成果和倾向》)。

东平在艺术上作了执着的努力和不倦的探索，从最初“做的文章，句子还要修改”，到能够“正确地站在动的新写实主义的立场上，能够批判地表现现实”(辛人：在《战时文艺活动与〈七月〉》座谈会上发言)，他经历了一条艰苦而曲折的道路，逐渐地趋于成熟，形成自己的某些风格。我们从作家和他所创造的人物之间，往往可以发现相似的气质：热情、直率、有强烈的自尊心，喜欢进行内心反省，发表带哲学意味的议论，往往有爆发性的，出人意料的行动和思想。在艺术上，东平终其一生不能说已经相当成熟，他的创作才华和热情正处在发展之中就不幸夭折。然而他在艺术上并非平庸之辈。卞之琳在1983年曾经回忆： “当时靳以和我十分欣赏(邱)东平散文式小说短作，文章风格似粗而细，似直而曲，节奏快而韵味长。”(《星水微茫忆<水星>》)这是对东平艺术上颇有见地的评价。

东平的一生在探索真理，追求革命，他既是革命斗争实践的参加者，也是一个革命的文学工作者;在萌芽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学这块苗圃里，东平曾经是一名辛勤的园丁，他的努力是不会被人们所忘怀的。

注释

附录一 东平主要著作目录

《沉郁的梅冷城》(短篇作品集), “天马丛书”之十九;天马书店1935年9月版。

《将军的故事》(短篇作品集),上海北新书局1937年6月版。

《长夏城之战》(短篇小说集), “每日文艺丛刊”之一; 上海一般书店1937年6月版。

《火灾》(长篇小说集),上海潮锋出版社,1937年版,1948年1月再版。

《第七连》,希望社1944年2月桂林版。

《茅山下》(长篇小说),苏皖边区第一分区韬奋书店1945年版;三联书店1949年8月版。

《东平选集》,新文艺出版社1935年版。

附录二 东平研究论著要目

郭沫若《东平的眉目》,载《东流》第2卷第3期,1935年。又载《沫若文集》第八卷。

端木蕻良等《东平断片》(《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座谈会记录中的一段),载《七月》第3卷第3期,1938年6月1日。

胡风《悼东平》,载《半月新诗》《半月文艺》合刊第13、14期,1941年11月5日。

周扬《抗战以来创作的成果及倾向》,载《中国文艺》创刊号,1941年2月25日。

胡风《〈第七连〉题记》,载1944年桂林希望社版《第七连》。

周而复《〈茅山下〉后记》,载1949年三联书店版《茅山下》。

柏山《〈东平选集〉序》,载1953年新文艺出版社版《东平选集》

石怀池《东平小议》,载1953年新文艺出版社《石怀池论集》。

陈子谷《我所知道的丘东平同志》,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