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的街道上没有绿荫。城市上空悬垂着白色大理石般的暑热。

街心花园里开放着藤蔓状的、没有叶子的奇异花朵。在它们的藤茎上，一颗颗暗绿色的柔嫩幼芽露了出来，它们长得像松针。用手指轻轻地挤一挤这样的树叶，它马上就会涨破，流出混浊而凉爽的汁液。

在这种植物的身体里，汁液的流动看来非常有力，就连叶片上也渗出了细密而冰冷的水珠。难以理解，那汁液为什么是凉爽的，那一层薄如蝉翼的绿膜是怎样把它和埃拉多斯炽热的太阳分隔开来的？

我们坐在雅典博物馆墙边的阴凉处，懒洋洋地谈论着这个，我们感到这种阴凉十分不可靠。这阴凉中布满了太阳下面所有物体的不可忍受的反光，但更多的是奔驰着的各种汽车的挡风玻璃所投来的一道道反光。

一个制服白得耀眼的警察慢慢走过我们身旁，像一个巫医那样压低声音，向我们要了一个带有克里姆林宫钟楼图案的纪念章。他小心地解开自己的制服，把纪念章别在衬衣上，他向站在报刊亭旁边的一个军官挤挤眼睛，炫耀了一下，走开了。但是，军官对此一点都没留意。

我们是来参观博物馆的，那里面收藏了不久前刚从希腊沿岸的海底打捞起来的古代雕塑。但是，我们害怕走进博物馆，怕喘不过气来。我们步履缓慢。假如连外面的空气都好像是在煅烧炉里烤过的一样，那么里面又会怎么样呢，我们想起来就感到畏惧！

售货员在卖一种非常好喝的冰镇橙汁汽水，这种汽水有一个狡诈的特点——每喝完新的一杯，干渴的感觉就会成十倍地增长。售货员可怜我们，说我们的恐惧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博物馆是用大理石建成的，而大理石，众所周知，能够长久而有效地保持住凉爽的空气。

卖橙汁汽水的人是正确的。我们想起来，大多数炎热的南方城市都是用凉爽的大理石建成的，如那不勒斯、雅典、巴勒莫和马耳他群岛上的瓦列塔。我们马上又想起，在我们莫斯科沃尔洪卡街上的造型艺术博物馆里，因为有大量的大理石，甚至是在那些城市上空常常雷雨大作、水雾升腾的炎热夏日，也总是非常凉爽的。

我们在这里，在雅典，想起了我们的这座博物馆，想起了它的创建者——我们那位声名显赫而又极其谦逊的艺术学家伊万·茨维塔耶夫，那位出生在弗拉基米尔省舒伊斯基县上的人。

这个从前的乡村男孩把自己心灵的全部热情都献给了我们先民罗马人和希腊人所创造的伟大艺术。看到了雅典卫城浮雕上美丽的大理石造型和蓝色的海浪之后，如果不去和自己的人民一同分享那古老艺术赐予他的崇高的光芒，他便无法平静地生活下去了。

他以真正的巨人般的极其顽强的意志力，在当时那个商业化的莫斯科建起了一座超群的博物馆，那里收藏着世界杰作的典范。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贡献给了这项事业。建设博物馆需要数目庞大的金钱。他不得不历尽千辛万苦地搜罗，从莫斯科商人和商人妻子那里形同敲诈般地得到它们，同时得用上所有的好话甚至是狡诈。

茨维塔耶夫是一个廉洁的人，是一个学者和艺术家，俄罗斯永远都在养育并钟爱这样的人。

但是，除了那座现在悬挂着一块刻有茨维塔耶夫名字的纪念牌的博物馆，他还馈赠给国家一个活生生的、珍贵的礼物——自己天才的女儿、诗人玛丽娜。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杰出的诗歌现在和将来都是祖国的光荣。茨维塔耶娃的一生是不安的，沉重的。命运对这位女诗人太不留情了。

具有丘特切夫式的深度和力度的诗句，像饱满的谷粒一样生动而又沉甸甸的俄语，与茨维塔耶娃的美好心灵相遇后人们所产生的晕眩，对俄罗斯女儿般的爱，玛丽娜会因为俄罗斯而“在天堂里哭泣”，一连串的痛苦和不幸，总是伴随着一连串的杰出诗作，——这就是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一生中最主要的东西。

与玛丽娜的诗歌同时并存的是她的散文，她的散文有时甚至会超出诗歌，那种准确的、细腻的、自由的散文，有时，它会因为内容的丰富而变得沉甸甸的，就好像玛丽娜喜爱的接骨木树上的露珠。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每一个词汇都属于俄罗斯，属于俄罗斯人民和它未来的几代人。玛丽娜以自己的全部身心，深入地了解俄罗斯民间智慧那深刻而又鲜明的内涵。她是俄罗斯女性内在美丽的化身，但不是讲究的女知识分子的美，而是农妇和普通女性的美。已故的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一个具有强大震撼力的作家，曾认为，茨维塔耶娃在自己的诗歌本质方面与涅克拉索夫最为接近，这话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玛丽娜本身就是那个“俄罗斯乡村妇女”的化身，那个“把疾驰的马勒住，走进火热的小木屋”的女性。

《广阔天地》杂志发表了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小说《父亲和他的博物馆》。在这篇小说中，玛丽娜描绘了自己父亲的美好形象。这个故事确实是富有爱心的女儿送给她杰出父亲的一顶无价的桂冠。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散文将无可争议地进入我们文学的金库。顺便说一句，读完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这篇小说，你会惭愧地意识到，对于本民族的那些杰出的人物，我们是多么地知之甚少啊，就像普希金所指责过的那样，我们是多么地“懒惰和漠然”啊。

1965年7月，塔卢萨

(陈方　译)

注释：

埃拉多斯： 希腊语中对希腊的称谓，1883年后曾为希腊国家的正式名称。

茨维塔耶夫(1847—1913)： 俄国学者，莫斯科造型艺术博物馆的创建人，并任该馆的首任馆长(1911—1913)，他是俄国著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父亲。

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严寒，通红的鼻子》中的诗句。

【赏析】

《一顶桂冠》选自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集《文学肖像》——一部由作者对心仪作家的回忆片段和他们的生活逸事组成的作品。此篇散文表达了作者对俄国著名女诗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赞赏之情以及对民族文化和人物的热爱之情。

玛丽娜是20世纪俄罗斯最具世界性影响的伟大诗人之一。她的人生虽多颠沛流离，但她始终心系祖国，诗作也大多以俄罗斯为主题，常抒发她对祖国的思念和远离故土的痛苦。同时，她在诗作中显现出的对俄罗斯民间智慧那深刻而又鲜明的内涵的了解，也使她本人具备了“农夫和普通女性身上的美”。帕乌斯托夫斯基深谙玛丽娜的这种诗情与品质，更被其深深打动，并在文中不吝笔墨地抒发对她的美好心灵与杰出诗作的赞叹：“具有丘特切夫式的深度和力度的诗句，像饱满的谷粒一样生动而又沉甸甸的俄语，与茨维塔耶娃的美好心灵相遇后人们所产生的晕眩，对俄罗斯女儿般的爱，玛丽娜会因为俄罗斯而‘在天堂里哭泣’，一连串的痛苦和不幸，总是伴着一连串的杰出诗作，——这就是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一生中最主要的东西。”这些赞叹不是虚伪的恭维，而是由心而发的称誉，因为作者本人就是一个扎根现实的作家，他与那些能够在作品中反映现实、表达对人民的爱、用自己的作品折射文学和社会生活的作家有着内心的共鸣，而玛丽娜就是其中之一。

文章虽然旨在回忆玛丽娜的创作功绩和人文品质，但开头却并没有直接提及玛丽娜，而是从作者参观雅典博物馆切入。进而作者想起了莫斯科造型艺术博物馆及其创建者伊万·茨维塔耶夫，而茨维塔耶夫馈赠给国家的一个珍贵礼物便是他的女儿玛丽娜。文末提到的玛丽娜的小说《父亲和他的博物馆》，作者认为，“这个故事确实是富有爱心的女儿送给她杰出的父亲的一顶无价的桂冠”。同时作者指出：“读完这篇小说，你会惭愧地意识到，对于本民族的那些杰出的人物，我们是多么地知之甚少啊，就像普希金所指责过的那样，我们是多么地‘懒惰和漠然’啊。”这样的一种结构方式隐藏着作者的另一种写作意图： 借玛丽娜和她的父亲对俄罗斯文学艺术所作的不朽贡献，唤起人们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杰出人物的关注与重视。对于当时的人们对俄罗斯文学艺术家的漠视，帕乌斯托夫斯基感到无比的心痛，因为他认为，是这些文学大师们以个人对艺术的虔敬和对国家民族的赤诚，支撑着俄罗斯文学的成长与发展，他们应该得到人们的热爱与崇敬。

在《一顶桂冠》中，帕乌斯托夫斯基以简朴的语言、从容的笔调勾画出了俄罗斯女作家玛丽娜的文学肖像，更以悦耳的音符为包括茨维塔耶夫在内的所有为俄罗斯文学艺术的发展付出心血的杰出人物谱写了永恒的乐章。其中有对人类美好品质的赞颂，有对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褒扬，更有对俄罗斯文学艺术的热爱。

(张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