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名作《黎汝清·皖南事变》原文|主题|赏析|概要

作者简介 黎汝清(1928.11——)，出生于山东省博兴县卫东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祖父和父亲皆是木匠，只在农忙时从事农耕。他7岁上学，4年后，由于日寇入侵而只得辍学务农。这期间，他阅读了许多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增强了对文学的兴趣。1944年，他考入抗日民主政府创办的耀南中学，不久就被分配到渤海行政公署当会计。1945年11月，他转到八路军中做政治宣传工作，并在194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跟随部队参加过昌潍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经受了革命战争的锻炼。上海解放后，他转入机关工作，先后在华东公安部队、上海警备区当过教导员、医院副政委、党委秘书、直工科副科长等。1958年调到南京部队政治部建军30周年征文组、协助老干部写革命回忆录，为日后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1960年，他开始专业创作工作，1962年被调到南京部队创作室搞专业创作。他的文学创作实践比较早、曾写过儿童作品《三号了望哨》，在莱比锡博览会展出后，曾用英、法、德、西班牙等八国文字出版。他曾写过中篇小说《我守卫在桃花河畔》，1966年出版了中篇小说《海岛女民兵》，迈出了他文学创作新的一步。这部小说曾被改编成电影《海霞》，受到好评。1976年和1977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万山红遍》的上、下集; 1979年又出版了长篇小说《叶秋红》;1980年出版长篇小说《云霞岭》; 1981年出版长篇小说《冬蕾》，1983年出版长篇小说《雨雪菲菲》、中篇小说《自白》;1984年出版长篇小说《生与死》;1987年出版著名长篇小说《皖南事变》。他是个勤奋而多产的作家，至今已写出四百来万字的著作，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他于195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1978年1月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团员的身分访问过巴基斯坦;1979年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 1980年3月，当选为中国作协江苏分会理事。

内容概要 这部六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是黎汝清的力作，它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小说描写的主体，以新四军的著名将领项英和叶挺为小说的主人公，展开了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宏观描述，表达了作者对这一历史的分析和认识。小说分为三卷：事变前、事变中、事变后。第一卷主要描写新四军领导阶层对部队转移路线的选择过程。作为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的项英，是我党资深名高的将领，在红军长征时，他曾留在中央苏区领导过3年的游击战争，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争的经验，成为名震中外的英雄人物，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和史沫特莱都曾拜会过他。斯大林也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组织了南方八省的游击健儿，创建了新四军，被任命为副军长、在军长叶挺的领导之下。实际上他是政委，是新四军的最高领导。但是，由于他多年独挡一面的工作和成绩，也使他滋生了傲慢自信的情绪和家长式的独断专行的作风，因此他和叶挺军长的关系始终不够和谐，也影响了他对1940年前后的国际和国内政治及军事形势的看法。当时英、法等国对希特勒的侵略行径采取姑息态度，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国民党改变策略，采取诱降的诡计，致使蒋介石强化了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作法，在1939年冬到1940年春天，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不久，又以新四军侵占友军阵地，进攻友军为借口，命令驻扎在皖南的新四军撤到长江北岸。党中央从抗日的大局出发，为了维护国共两党统一抗战的局面，对蒋介石的这一要求作了让步，命项英率军北移。但是中央的这一主张与项英一向的想法完全不同，他一直希望日军进攻浙江和江西，届时国民党军队必然撤退，新四军即可乘机南进，恢复当年的中央苏区，发展实力，壮大革命队伍。他的这一想法使他对中央的指示采取了拖延的举动，因而中央于1940年12月26日来电，批评项英行动“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又电告他将机密文件“统统销毁，片纸不留”，这使项英陷入极大的痛苦和矛盾之中。他反复思考着北移、南进的利弊得失，总是对自己南进的固有的想法留恋难舍，“他用想象去虚构、去补充、去美化这个目标”，同时，他对中央让他在北进后去延安接受新任务，新四军的工作交由叶挺、陈毅负责的命令很不满，所以他仍然决定南进。12月27日午夜，他先后找来新四军副参谋长兼教导总队总队长周子昆、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赵令波，向他们渗透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周子昆态度暧昧，赵令波随声附和项英，使项英很高兴，立即命令他“着手制订向南开进的实施计划”，并在明天以前搞出个“略图”。12月28日，项英作为军分会的书记，召集军分会会议，讨论新四军转移路线。会上，叶挺提出东进方案，被项英否决。作战科长林志超摆出大量事实，慷慨陈辞，直言抗辩，说明南进方案不可行，前往茂林是自杀，只有东进才是安全出路，符合了叶挺的主张。赵令波主张南进，符合项英的主张。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周子昆在两者之间游移。观点难以统一，项英终于以书记的身分确定了南进的方案，并阐述了南进的好处。1941年1月1日，项英给中央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打了措辞含糊的六点内容的电报，致使中央在3日就批准了项英的南进方案。然而在即将行动之前，赵令波却中了敌人的美人计，把新四军的行动方案，向国民党派驻新四军军部的联络副官闻瑷全部泄露无遗。蒋介石得到情报，立即命令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调集军队，在茂林一带摆开包围的阵势，准备伏击新四军。这时，叶挺分析敌情，觉得敌军南去，东西空虚，新四军应当向东进发，然而项英固执己见，不肯接受叶挺的建议。而且坚持于1月4日召开与群众告别的大会，贻误了宝贵的时间，又在行军中遇上暴雨，虽然项英亲自指挥，但部队仍然在5日才到达茂林。第二卷主要描写项英和叶挺指挥上的失误及其严重后果。新四军的三个纵队五日下午全部到达茂林，但是由于休整，特别是开了各种与群众的联欢会，演出节目，再次拖延了时间，贻误了战机，致使敌人完全做好了包围新四军的态势：敌五十二师、一○八师在新四军左翼，七十九师在右翼，新七师和一四四师在侧后，四十师在正前面，形成前堵、后进、两翼夹击新四军的局面。在6日下午的紧急军事会议上，叶挺做出左路纵队出球岭，中路纵队出丕岭、博道岭，右路纵队出高岭，三路会攻星潭，打开缺口以便突围的决定。但是项英开始以为友军发生误会，才来进攻，因而不愿轻装突进，希望小打或不打，直到得到蒋介石向顾祝同所下“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手令后，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知道自己陷入了敌人真正的包围之中，而且目前的战斗已经失利，他这才决心轻装打仗。但他反对叶挺攻打星潭的主张，一则攻星潭伤亡大，再则星潭东边是平原，不易打游击。他主张向西南方向的高岭进军，避实就虚，另选突围点，而且这一带是山区，易于打游击。正在这时，毛泽东、朱德来电，命项英、叶挺率军早离茂林，东进突围。项英扣下这份对他的主张不利的电报、公然抗拒中央，而坚持自己的决策。叶挺虽然愤怒已极，林志超坚决反对，也无可奈何。在执行项英的后撤命令时，左路一纵队傅秋涛、赵令波部失掉联系，二三纵队没有攻下高岭，伤亡很大，敌人得势，收缩包围圈，新四军被逼进狭小的石井坑一带，无法突围。项英陷入极大的痛苦和矛盾之中，他感到惆怅、空虚、孤独和绝望，他想自杀，但又不甘心，却采取了临阵脱逃的办法，带领周子昆、袁国平等十七人悄然逃走。中央得知此情，迅速命令叶挺和饶漱石主持新四军的军事和政治工作，指挥大军脱离险境，挽救覆灭的厄运。中央对中原局刘少奇要求撤项英之职的请求，没有批准。恰在这时，项英逃跑未成，又回到军部。这时叶挺已奉命指挥全军，他决定从茂林突围，打回云岭根据地。但是敌情没有摸准，叶挺没有选准突围的方向，部队遭到李宗仁、白崇禧的宠儿和王牌部队新七师的顽强阻击，受到极大伤亡。于是，叶挺只得命令部队“退到石山阵地、坚工固守”。部队以惨重的伤亡为代价，坚持到元月12日，林志超以为保存实力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因此提醒叶挺应当采取分散突围的办法打出包围圈。叶挺没有这种游击式的战斗经验，没有采纳林志超的主张。但是中央恰在这时来电，命令叶挺最好采取分散突围的办法，叶挺误解了中央的命令，没有执行。项英也让周子昆去向叶挺转达他的主张：分散突围。叶挺已决意与阵地共存亡，没有采取分散突围的办法。但到13日，新四军固守的东流山主峰也将保不住，叶挺只得同意按中央指示精神分散突围。但是良机失掉，分散突围为时已晚，除一纵队因失去联系突围成功外，二、三纵队几乎全军覆没，但是英勇的战士们都表现出崇高的英雄品格。到最后时刻，林志超劝叶挺突围，叶挺却绝不采纳“这种游击方式”的有损身份的突围，说他只能站着死，决心以身殉职。直到饶漱石提出为保全剩余官兵的生命，请他去与顾祝同谈判，并说这是中央的指示精神，他才依命而行。第三卷主要描写新四军将领们的最后结局。叶挺被一○八师俘虏，又被带到顾祝同的客厅，顾祝同和上官云相本想以老同学的身分诱降叶挺，但是叶挺却岿然不动，唇枪舌箭，义正辞严地揭露蒋介石的背逆行径，斥责他的种种罪恶，决不肯接受蒋介石的所谓器重和高官厚禄，宁死不投降，顾祝同和上官云相只好逮捕了他。在突围中，赵令波投降敌人，供出我皖南地方党组织的秘密。袁国平负伤很重，他知道没有治愈的可能，又怕拖累同志，便自杀身亡。项英和周子昆、林志超突围后来到赤坑山相遇，项、林丢弃前嫌，热心相互关照，项英沉痛地承认自己全错了，他要负这次军事失败的责任。林志超劝项英去江北找陈毅，但项英不肯，却要留在江南打游击。正在这时，中央已重新组建了新四军，由陈毅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3月某日夜，项英和周子昆在蜜蜂洞睡觉，竟被平时十分忠诚的项英的副官刘厚忠枪杀了。刘厚忠搜走了项英、周子昆的大量法币和财物、枪支，去投降敌人，准备领赏，但途中被劫，钱财一空，后来他也被当作精神病人弄死。突围出去的林志超等投奔江北，投入了新的斗争。

作品鉴赏 《皖南事变》是当代著名的描写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它所写的皖南事变是震惊中外的、人人皆知的历史大事件，这就给作者的创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画鬼容易，画人难，画人人皆知的人更难，自然写项英和叶挺这样的名将非常难。但是作者却通过艰辛的劳动，很好地处理了历史人物与艺术形象的关系，忠于历史和艺术虚构的关系，严格按照历史事实所作的符合人物性格、符合事物发展逻辑的推理去想象去创作，使作品达到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和谐统一，成功地写出了项英和叶挺等历史人物的形象，突破了描写这类英雄人物的一般的思维定势和艺术方法，使我们看到了有血有肉的真实可信的项英和叶挺的形象。项英是我们党内老资格的军事指挥员，是名扬中外的将军，是新四军的政委和副军长，他对皖南事变这一历史悲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是个罪人。但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去丑化他，去评判他的罪过，而是形象地揭示了历史悲剧产生的大背景和种种原因，因而作者笔下的项英，既是领导过三年敌后游击战争的名将，爱人民、爱战士、爱国土，有较远大的革命目标，有杰出的军事才能，特别是有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但同时他又是个有严重缺陷的指挥员，他在多年的成功的战争中，养成了家长式的独断专行的作风，因而不能团结像叶挺这样的名将共同革命，不肯倾听他人意见，哪怕是正确的意见也常常听不进去，而是固执己见，自尊心特强。他的南移茂林的作战和转移方案，既有其革命的想法，也有其维持私利的念头，而且私心占据了上峰，使他在军分会的讨论中，千方百计地否决了叶挺的东进方案，巧妙而又顽固地通过了他的既定方案，导致了悲剧的产生。这种固执己见、顾全面子的思想作风，这种在革命思想中渗透着私利的严重问题，致使他明知错了，也不肯公开认错。所以在他逃走不成，重回新四军后，不肯去见叶挺，不肯亲自去向叶挺提出东进的想法;而在突围成功后，林志超劝他去江北找陈毅，他也不肯，执意要留在南方打游击。小说中的项英在对待部下的问题上，也存在着封建家长制的思想，他对副官刘厚忠的态度，刘厚忠对待项英的一言一行，最后项英的生命竟葬送在他的手里，都说明项英这位风云将军的人格的不完美。特别是项英在极艰难的时刻，丢下了队伍，成为逃兵，犯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不该发生的大错，说明他的思想品格还有不完美，甚至是低下的地方。但是小说中也写了项英斥责妻子出卖瞿秋白的刚烈性情，反映了他对革命的忠贞。作者既看到了他的现在，也看到了他的过去，反映出项英思想随着革命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的客观事实。小说善于从思想深层去挖掘项英的内心活动，揭示他的本质特征，因而小说里的项英形象是很真实的，是当代军事文学中少有的成功形象。小说中的叶挺写得也很成功，在对待如何北移和具体执行北移或南行的重大决策的问题上，他表现出北伐名将的一贯风格，抗言直谏，敢于提出与项英不同的东进主张。在行动中，在新四军遭遇重大挫折的关键时刻，他与项英临阵脱逃不同，而是坚定地固守阵地，誓与阵地共存亡，指挥坚毅果断。在他与顾祝同和上官云相的斗争中，慷慨陈辞，大义凛然，一派英雄豪气。但是由于他在新四军中没有实权的地位，使他杰出的军事才能的发挥受到限制，心情常常不舒，因而他在具体执行指挥任务时，又一再犯判定敌情不准和贻误战机的错误，甚至固执地不肯接受分散突围的所谓游击式的战术，致使我军蒙受更多的牺牲。他自己本来也可以逃出敌人的重围，然而他却固执地宁愿站着死，也不肯丢下名将的身价，结果被俘，后来又被逮捕。按着他一贯的性格，他本来不可能低调地要求同顾祝同谈判，但小说中却写了他为保全剩余新四军将士的生命，以低调姿态向顾祝同要求谈判，表现了他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性格特点。小说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写得都很真实，就连敌方将领顾祝同这个人物，作者也没有简单地写其丑恶，而是把他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既写其奸滑反动的本质，又写其与叶挺的同学之谊，使人感到真实可信。总之，《皖南事变》在塑造历史人物方面，确有突破以往同类小说的成就，值得重视，小说结构宏伟，语言流畅，特别是作者善于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善于发掘人物思想深层的潜在的东西，来揭示人物性格的本质，这在当代小说中也是很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