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加林，是路遥一九八二年的中篇小说《人生》中一个有深度的人物形象，他的身上既表现出当代中国青年进取向上的精神风貌，又随身携带着这代人所具有的各种精神弱点。

高加林是作为乡村小学的民办教师站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高中毕业生要是父亲是县里的什么干部，那么像他的同学那样进县里的广播站、副食品门市部，走入另一种人生轨道也就算不上一回事了，但他的父亲是个黄土地上无权无势的普通农民。于是，这个现实前提就名正言顺地替他安排下这份现实位置。高加林并不怀疑这个其实大可怀疑，但由于沿袭已久，以致具有了天经地义意义的分配原则。当一个当地乡村小学民办教师，这对于一个纯农民血统的晚辈来说，已经够幸运的了，这意味着他可以从艰辛的纯体力劳作的生活中脱身出来，从事精神性的工作。如果没有这份相对而言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上的优越性，大队书记也就犯不着为了安插自己的儿子，去串通县里和公社里的有权势者，通过“合法手续”把他从教师队伍中除名了。从教师变成黄土地上的农民，对高加林来说，无疑意味着自己经济地位尤其是社会地位的贬值，这种贬值由于直接导源于有权势的人，因而尤其显得不公平，于是理所当然地激怒了作为当事人的高加林。在一个风雨之夜，他发誓要在社会面前与这些压制他的人一比高低。作为实现誓愿的努力，他写出一封求告信，要求在军队里当副师长的叔叔给他找份工作，这种因为遭到权势作弄而企求更高的权势与之抗衡的心理和行为，是权力至上社会的一种顺理成章的现象，对高加林说来，则蕴含着一种深刻的悖论：他所渴求和利用的，正是他所要反抗的东西。当受到命运打击的时候，高加林采取的并不是联合村民或者向上告发的方式，去扳倒那个不正派的大队书记，而是以下苦力死命劳作和隐忍挎篮子上城叫卖馒头的屈辱，在不公道的现实面前，显示自己不可侵犯的人格和意志。同时，他意外地获得了刘巧珍的爱情，巧珍不仅有着美丽的外表，有着农村姑娘难以企及的极为丰富的内心世界，很不平常的精神追求，大胆的爱情表白方式，而且还兼具传统贤良女性所具有的一切美德，如勤劳、朴实、善良、忠厚……，她以她带有传统美德色彩的真挚爱情，向站在人生起点上失意彷徨的高加林，无偿地提供了温暖的心灵憩所。在爱情中陶醉了一阵的高加林，由于一次进城装粪肥所受到的屈辱，曾愤愤地坐在河边，“眼睛里转着泪花子，望着寂静的城市，心里说：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屈辱感从反面煽动起一种盲目的报复心理。就在当晚，他如愿以偿地收到了一封信：在军队当副师长的叔叔转业回来了，职务是该地区专署的劳动局长。命运突然向高加林伸出了造福之手，一下子扭转了他失意的生活处境，把他引进县委大院，成为一名县通讯干事，使他那久受压抑的精神文化上的才智得以在新的生活机遇中如鱼得水，尽情进发。他的聪明才智和多方面的能力使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这种目信激起了他在生活中的进取心。这种命运的中途转机，与其说是个人拚命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来自偶然的机遇。当高加林踌躇满志地创造并且享受着这份摆脱了压抑的全新的生活境界时，他又得到了县委干部的女儿、县广播站播音员、自己高中时的同学黄亚萍的垂青，有着“颀长健美的身材，瘦削坚毅的脸庞，眼晴清澈明亮，有点像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保尔·柯察金的插图肖像，或者更像电视剧《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至于黄亚萍自己，则不自觉地充当起冬妮亚的角色。在对生活、对自己作了重新估量之后，高加林与巧珍的爱情，就逐渐被同黄亚萍那高雅而又世俗的恋爱所代替。

县药材公可副经理的控告揭发，表面上看来是出于维护社会公德的高尚目的(因为高加林是依靠“关系”，从“后门”进入县委大院的)，背后的实质则是因为家族利益受到损害而对高加林实施的怨恨(这个副经理原是黄亚萍未婚夫的母亲)，控告使高加林顷刻之间处境一落千丈，失去了踌躇满志舒展才华的舞台，失去了理想的前程，同时也失去了自己选择的爱情。当不断追求，却又一无所有的高加林疲惫不堪地返回老家重新站到原先的生活起点时，刘巧珍已经承受着惨痛之至的被遗弃的命运出嫁了，而德顺老汉则已经守候在村口多时，等待着高加林前来聆听自己的一番宽慰兼训导： “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会有!……只要咱们爱劳动，一切都还会好起来的。”高加林默默地倾听着，但未置可否。

高加林的这段故事，形象地展示了一种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生活方式的冲突。德顺老汉对土地血缘般的亲情，出于一种古朴的观念，那就是从哪里来的就应该在哪里寻求人生的位置，而不得擅自更动这种预定的生存秩序，否则，便会受到某种惩罚，高加林的处境，在德顺老汉看来，正好是这种古朴观念的印证，由此更加深了德顺爷对这种观念的确信。其实，这种观念大可质疑，因为按德顺爷的说法，既然土地养活的不仅仅是高加林一个，而且养活着整个世界，那么，为什么非要高加林回到土地上不可，而世界上其他的人却又无需回到土地上呢?高加林不甘心困守在土地上，要求从土地上出走，走进城市，由简单的劳作走向层次较高的精神价值创造，实际上体现了这样一种平等、民主的生存观念：任何人，不管其家庭出身、社会地位和人生起点如何，都应该同等地具有人生追求和实现自身价值的权力。这种生存观念较之德顺爷们宿命般的、知足常乐的古朴观念，显然要离现代生活方式亲近得多。在某种意义上，高加林离弃刘巧珍，选择黄亚萍也同样体现了上述的冲突。巧珍对高加林的爱情，很大程度上属于一个传统贤良女性在爱情上的无私奉献境界，在这种奉献精神的隐潜面，则是等待着无偿占有，这种在人格上根本缺乏对等性的爱情境界背后，有着一种沉重的因袭的道德规范。而高加林与黄亚萍的相爱主要源于精神交流所达到的心灵契合，在人格上彼此大致对等，因此，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离异，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他对传统生活方式和感情模式的抗拒。

在高加林身上，个性开始努力挣脱着历史残留的观念枷锁。高加林的失败，一方面受制于他所处的时代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等历史现状，换句话说，历史还没有来得及走到使合理的愿望完全合理，同时使不合理的东西完全不合理的地步。另一方面也受制于自身的某种精神缺陷，那就是他将自身执着的人生价值的实现仅仅理解为自己世俗社会地位的不断递增，在高加林心目中，则体现为进县城、省城，当记者、干部，似乎只有把自己的农民身份变换为记者、作家、局长之类，才是人自身价值的实现，这是对人自身价值的一种肤浅的理解。其实，人的自身价值并不体现在世俗身份地位的高低之上。不过，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生价值的判断尚未能与社会承认协谐一致，而社会承认又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中介，因此，年轻的追求者以急于提高自身世俗社会地位，急于争取社会承认作为追逐目标，又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还可以看到，当高加林处于愿望超越了自己现实障碍的顺境时，自信心便陡然高涨，而一旦现实对他的愿望构成沉重压力时，改变自身命运的力量便会在他那里一下子变得异常软弱，在他的身上，还欠缺一种真正能主宰自身命运的持久耐力和坚韧意志。此外，在他身上还潜伏着另一种悲剧性的因素，那就是，彼此排斥而又奇妙地糅合为一体的优越感和自卑感。当高加林在乡村人面前采取一种精神上的优越姿态，而在城里人面前又时时摆脱不了心理上的压抑感时，我们明显感到了他的精神世界所存在着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