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情我是很清楚的——从理论上说，你是反对教会和教条的。我知道，经过几年的思索，你已经为你自己创造了一种独立的宗教哲学体系。但你宣称你在你先前的盲目信仰的废墟上所建立的建筑物，是很结实，很壮大，很能够替代了宗教的位置，我想你这是错的。一个人倾向于怀疑主义的悲剧，就是： 他在寻找一些可以代替他所忽视的传统信仰时，枉然地从这一种哲学理论跑到那一种哲学理论去，他希望在每一种哲学理论中，都能够寻出一种力量，使信仰者可以武装起来作反抗生活的斗争。一句话也别说！信仰——不是因为缺乏心力——而是用一种能够调协种种错误观念，种种因为心情的严重而引起的矛盾的幻想来信仰。
凡是一心一意信仰上帝的有智慧的人(世间是有不少这样的人的)，都有一面盾牌，命运的打击是绝对打不进去的。你说你已经放弃了从来的宗教，你说你已经找到了一种代替的东西。但是宗教却包含着对生命的协调。这一点你有没有呢？我们回答是“没有”，假如你有的话，那你也不至于像由柯莫写来的信那样说了。你记得吗？所谓发疯，所谓不满，所谓对于不定理想的一种不定憧憬，所谓只有在音乐(最理想主义的艺术)才能够给重要问题找到答案——一切都证明了你自己的宗教还没有把你引导到真正的精神安静。你懂得我的意思吗？我以为你之所以和我的音乐协调，是因为我也充满了对那种理想的愿望。我们的冲突是相同的。你的疑虑恰如我的疑虑一样强烈；我们都游泳在怀疑主义的无边无际的海里，寻找我们永远不会发现的一个港口。是不是为了这，我的音乐对你很有作用，而且很接近你的心呢？
我想，你把你自己称作现实主义者，这也是不对的。如果现实主义者这个名词的意思，是指一个憎恨生命与艺术上的一切虚伪和作假的人时，那么你倒确实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是，你得知道，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永远不会找音乐来做慰安与静穆的，如你所知——我毋宁把你叫做一个理想主义者。你所谓现实主义者，唯一的意思是不肯伤感，不愿意把你的时间花到无结果和普通的梦想中去——这些梦想是多少妇女所共有的。你讨厌空洞的话语，不诚实的话语，懒洋洋的伤感，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你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你也不能够做一个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包含着一种心境的狭隘，包含着一种十分容易和廉价满足欲望的能力，满足寻求真理的能力。现实主义者对于知识并不饥渴，对于寻求人生之谜的答案并不饥渴，他甚至否认了寻求真理的必要性，他对那些在宗教，哲学或者艺术里面寻求安静的人们，抱着怀疑的观念。现实主义者对艺术是不发生兴趣的——尤其是音乐——因为它是在他有限的存在中简直不会的一个问题的答案。这就是为什么我以为你把你列入现实主义的旗下，是不对的道理。你说音乐给你一种愉快的肉体的感觉，此外就没有什么。请让我抗议！你骗了你自己。难道你之喜欢音乐，就等于我之喜欢胡瓜么？不是的，你爱音乐，是由于音乐值得爱，这意味着你衷心将你自己贡献给它，毫无保留地把你自己服从它的魔幻的力量。
我允许我来问到你自己的事情，这也许是很古怪的，但我意见却是： 首先，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而且自出世以来，就是如此。你爱真理，因为你对真理有着天生的爱力，你也同样憎恨虚伪和丑恶。你是聪明的，因此你是一个怀疑派。聪明的人总不能不是怀疑派——起码他的生活必须有一段包含着残酷的怀疑主义。当自己的怀疑主义无可避免地把你引导到否定教条和传统的一点时，你开始寻找一条路，打出你所曾陷落下去的疑虑的泥潭。你在你的世界泛神论中，和在音乐中，发现了若干帮助，但是你并没有找到充分的安静。你憎恨丑恶和虚伪，而且你把你自己局限在你的家庭的周围，作为看不见人类堕落的一道藩篱。你做了很多好事，你对艺术和大自然的热情的爱，使为善变成你这样的高贵灵魂所必需。你帮忙你的邻人，不是为在天堂得到未来的幸福——这你是不相信的，但也不十分否定——，只是因为你生来如此，你不能不为善罢了。
但我看假如我这样写下去，要把我所要说的话写完，那么这封信就会占去我一天工夫。我已经开始工作了： 我很累，再写下去就很辛苦了。
亲爱的娜杰日达·菲拉列托夫娜，如果我笨拙而天真地要证明你对你自己，还不及我对你那么了解，如果我说我能够解释你的本性这种设想是可笑而且冒犯时，这就请你原谅我。我可以告诉你： 你的信已把你带到更加靠近我，甚至对我更加亲切了。唉，我是多么爱你呢，我是多么多么心急要你知道呢。唉！说话总难找到适当的言词呢。
明天，我再写信，把我自己的宗教观念告诉你。我也要说明我现在为什么还不能够回到俄国来的缘故。
继续我上次的复信： 我觉得关于教堂的事，和你的意见不很相同。对于我，它还保持了诗意的引诱。我常常去做弥撒——我认为《克里索斯托姆的约翰》(John of Chrysostom)的祈祷文，是最伟大的艺术创造之一。如果谁认真参加我们的祈祷，他决不会在精神上一无所获的。我也喜欢晚祷。星期六跑进一间小小的古礼拜堂，站在半暗半亮的烟中，沉思，寻求对永久问题的一种答案——何故，何时，何处，什么目的；然后又被合唱的歌声所惊醒——“许多情欲从我的青春起就在我心中搏斗”，——于是将自己委弃到这颂歌的魔幻的诗意中，洋溢着静穆的狂喜，于是主的门打开了，“光荣归于上帝！”的歌声重又唱起——这一切我都爱，而且这是我最大的快乐之一。
因此，我的一部分是和教堂联结在一起的，另一部分，像你似的，早就已经抛弃了对一切教条的信仰……永久的生命——一个人怎么能够把它想象做无穷的欢愉呢？生命的动人就是在于苦与乐、光与暗的迅速变换，就在于善与恶的冲突……但意见是一回事，本能又是一回事。尽管反对个人的不朽有着最强的信念，但我却永不能同意我所最爱的母亲就为此永远的不见了，我就永远没有机会告诉她一声，说，23年离别之后，我还是像往昔一样爱她的。
你瞧，我亲爱的朋友，我就是由许多矛盾造成功的呀，虽然我已活到中年，但是我的心境还没有把我不安的精神与宗教或哲学妥协。如果不是为音乐，确实有理由可以发狂的呢！音乐是上天给人类最伟大的礼物——给在黑暗中的流浪者的礼物。只有音乐能够说明，安静和静穆。音乐是一个忠实的朋友，护神和慰安者。为着她，才可以在世间过活。天堂那里也许没有音乐的吧。那么就让我们生活在地上好了。
(陈原 译)
注释：
原文为作者致友人的信，标题为编者所加。
【赏析】
这是柴可夫斯基1877年写给挚友梅克夫人的一封信。他与梅克夫人在延续了14年的书信往来中，彼此沟通亲近，却从未正式见过面。这些书信是连结两个人心灵的纽带，记录着他们内心世界的交流碰撞和如动人乐章般的奇特友情。
关于生活和人生的意义，是柴可夫斯基经常思索而又难以解答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柴可夫斯基以敏锐的洞察力分析梅克夫人的生活疑惑，和她一同探讨道德与宗教、音乐与人生等问题，其中充满了他对现实生活和音乐艺术的独白。
对于梅克夫人宣称已经为自己建立起一种代替传统信仰的宗教体系，柴可夫斯基给予了否定。在他看来，宗教有协调生命的作用。“凡是一心一意信仰上帝的有智慧的人(世间是有不少这样的人的)，都有一面盾牌，命运的打击是绝对打不进去的。”但梅克夫人信仰的所谓“宗教”，却并没有给她带来真正的精神安慰。她仍然对生活不满，对未来迷茫，对音乐狂热，这些都逃不过柴可夫斯基的眼睛，因为他本人也有着与梅克夫人同样的疑虑。但柴可夫斯基没有选择放弃传统信仰而去寻求新的宗教。教堂仍然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在充满诗意的教堂弥撒中，柴可夫斯基找到了精神的宁静，体会着“静穆的狂喜”。这是一种冲破教条束缚的信仰。柴可夫斯基的许多音乐作品都是以宗教为主题的，因为他认为，音乐与宗教的交融能够令宗教对人心灵的抚慰作用、对生命的协调作用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对于梅克夫人宣称自己是个“现实主义者”，柴可夫斯基也不敢苟同。在他看来，现实主义者是心境狭隘、胸无大志、安于现状、对艺术没有兴趣的人，而梅克夫人显然不是这样。借着这一分析，柴可夫斯基描绘了心目中的梅克夫人： 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追求真理、憎恨虚伪和丑恶的人，一个热爱艺术和大自然的人，一个诚心为善、乐于助人的人。这些无疑帮助正处在人生迷茫阶段的梅克夫人更加清楚地认识了自己，认识了生活。同时，读者从饱含深情的字里行间也能够感受到柴可夫斯基对梅克夫人的爱与敬意。
在文章的末尾，柴可夫斯基向我们展现了他一生都在探寻的生命的真谛与音乐的意义。“生命的动人就是在于苦与乐、光与暗的迅速变换，就在于善与恶的冲突……”这既是柴可夫斯基人生经历与心灵感悟的写照，也是他的音乐作品的永恒主题。赞颂欢乐与善良，也不回避痛苦与丑恶，他以音符与乐章向人们诉说生命的这种本真状态，让人们更加热爱生活，珍惜生命。这也正切合了这位伟大的作曲家对音乐的执著与信念：“音乐是一个忠实的朋友，护神和慰安者。为着她，才可以在世间过活。天堂那里也许没有音乐的吧。那么就让我们生活在地上好了。”
(张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