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文本篇·六反

畏死远难^①，降北之民也^②，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学道立方^③，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④，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语曲牟知^⑤，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行剑攻杀，暴憿之民也^⑥，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⑦”。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誉也。赴险殉诚，死节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朴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纯粹，整谷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戆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慑之民”也。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讇谗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毁也。奸伪无益之民六，而世誉之如彼;耕战有益之民六，而世毁之如此： 此之谓“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誉之，世主听虚声而礼之，礼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⑧，世主壅于俗而贱之，贱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赏在乎私恶当罪之民，而毁害在乎公善宜赏之士，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



〔注释〕① 难(nàn)： 危难。② 降北： 投降败逃。③ 方： 方术，学说。④ 牟(móu)食之民： 指靠游说混饭吃的人。牟，贪取，侵夺。⑤ 语曲： 诡辩。牟知： 从事于玩弄智巧。牟，通“务”。知，同“智”。⑥ 暴憿(jī)之民： 凶暴而冒险的人。憿，通“侥”，侥幸。⑦ 磏(lián)： 磨刀石，引申为有棱角、有锋芒。⑧ 訾(zǐ)： 诋毁。



古者有谚曰^①：“为政犹沐也，虽有弃发，必为之。”爱弃发之费而忘长发之利，不知权者也。夫弹痤者痛^②，饮药者苦，为苦惫之故不弹痤饮药，则身不活，病不已矣。今上下之接，无子父之泽，而欲以行义禁下，则交必有郄矣^③。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④，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是求人主之过父母之亲也，此不熟于论恩，诈而诬也，故明主不受也。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治;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民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挟大利以听治，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此谓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



〔注释〕① 谚： 谚语。② 弹痤： 用石针割刺痈。痤(cuó)，痈。③ 郄： 通“隙”，裂痕。④ 怀衽(rèn)： 怀抱。衽，衣襟。



夫奸必知则备，必诛则止;不知则肆，不诛则行。夫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①;悬百金于市，虽大盗不取也。不知，则曾、史可疑于幽隐;必知，则大盗不取悬金于市。故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吏之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积爱而令穷，吏用威严而民听从，严爱之策亦可决矣。且父母之所以求于子也，动作则欲其安利也，行身则欲其远罪也。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亲以厚爱关子于安利而不听，君以无爱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故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笞^②，子多善，用严也。



〔注释〕① 曾、史： 指曾参(shēn)、史鰌(qiū)。曾参是孔丘的学生，史鰌也称史鱼，春秋时卫国大夫。二人在古代都被认为是有道德修养的人。② 笞(chī)： 用竹板施行的一种体罚。



今家人之治产也，相忍以饥寒，相强以劳苦，虽犯军旅之难，饥馑之患^①，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学者之言皆曰“轻刑”，此乱亡之术也。凡赏罚之必者，劝禁也。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②。夫欲利者必恶害，害者，利之反也。反于所欲，焉得无恶?欲治者必恶乱，乱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赏必厚矣;其恶乱甚者，其罚必重矣。今取于轻刑者，其恶乱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无术也，又乃无行。是故决贤、不肖、愚、知之策^③，在赏罚之轻重。且夫重刑者，非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贼，非治所治也;治所治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盗，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④。故曰： 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于重刑!若夫厚赏者，非独赏功也，又劝一国。受赏者甘利，未赏者慕业，是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众也，欲治者何疑于厚赏!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伤民，轻刑可以止奸，何必于重哉?”此不察于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故先圣有谚曰：“不踬于山^⑤，而踬于垤^⑥。”山者大，故人顺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轻刑罚，民必易之。犯而不诛，是驱国而弃之也;犯而诛之，是为民设陷也。是故轻罪也，民之垤也。是以轻罪之为民道也，非乱国也，则设民陷也，此则可谓伤民矣!



〔注释〕① 饥馑(jǐn)： 荒年。② 恶(wù)： 厌恶。③ 贤： 才德好。不肖： 德才不好。知： 同“智”。④ 胥靡： 犯轻罪被罚苦役的人。⑤ 踬(zhì)： 绊倒。⑥ 垤(dié)： 小土堆。



今学者皆道书策之颂语^①，不察当世之实事，曰：“上不爱民，赋敛常重^②，则用不足而下怨上，故天下大乱。”此以为足其财用以加爱焉，虽轻刑罚，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罚，固已足之之后也;虽财用足而后厚爱之，然而轻刑，犹之乱也。夫当家之爱子，财货足用，货财足用则轻用，轻用则侈泰。亲爱之则不忍，不忍则骄恣。侈泰则家贫，骄态则行暴。此虽财用足而爱厚，轻刑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上治懦则肆于为非。财用足而力作者，神农也^③;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④，夫民之不及神农、曾、史亦明矣。老聃有言曰^⑤：“知足不辱，知止不殆^⑥。”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为皆如老聃也。故桀^⑦贵在天子而不足于尊，富有四海之内而不足于宝。君人者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天子，而桀未必以为天子为足也，则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



〔注释〕① 道： 称说。书策： 典籍。策，通“册”，写字的竹简。② 赋敛： 征收的赋税。③ 神农： 传说中发明原始农耕的人。④ 曾、史： 指曾参、史鰌。⑤ 老耽(dān)： 即老子，春秋末期的哲学家，道家学说的创始人。⑥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这句引文见今本《老子》第四十四章。⑦ 桀： 夏朝最后一个王，传说中的暴君。



人皆寐，则盲者不知;皆嘿^①，则喑者不知^②。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喑盲者穷矣。不听其言也，则无术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则不肖者不知。听其言而求其当，任其身而责其功，则无术不肖者穷矣。夫欲得力士而听其自言，虽庸人与乌获不可别也^③;授之以鼎俎^④，则罢健效矣^⑤。故官职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无术者得于不用，不肖者得于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为辩，身不任而自饰以为高。世主眩其辩、滥其高而尊贵之，是不须视而定明也，不待对而定辩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



〔注释〕① 嘿： 同“默”，沉默。② 喑(yīn)： 哑。③ 乌获： 人名，战国秦武王时的大力士。④ 鼎： 古代金属制的器具，大小不一，用作食器、炊器、祭祀时礼器、君主传国的重器等。古代大力士常以举鼎比试气力。俎(zǔ)： 盛肉用的长方形盘，有用青铜制成的。⑤ 罢： 通“疲”，疲弱。



【鉴赏】“六反”指六种本应受到社会斥责的“奸伪无益之民”却受到了赞誉，而六种本应该受到社会推崇“耕战有益之民”却受到了贬抑的情况。

具体来说，六种本应受到社会斥责却反被赞誉的“奸伪无益之民”，包括“降北之民”、“离法之民”、“牟食之民”、“伪诈之民”、“暴憿之民”、“当死之民”等六类。“降北之民”乃是一些战场上的贪生怕死、投降逃跑的人，现在社会却尊称他们是“珍惜生命的人”;“离法之民”是一些违背“以法为教”的政令、钻研探讨所谓学术文化的人，现在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文人学士”;“牟食之民”是一些四处游说获取俸禄、专靠耍嘴皮混饭吃的人，现在社会却尊称他们是“才智出众的人”;“伪诈之民”是一些成天诡辩、玩弄智巧的人，现在社会上却尊称他们是“能说会道的聪明人”;“暴憿之民”是一些舞枪弄剑，凶暴行刺的人，现在社会上却尊称他们是“勇敢英武的人”;包庇犯人而应当以窝藏罪处死的人，现在社会上却尊称他们是“讲名声有信誉的人”。相反，那些为国尽忠的死节之士、不听谣言而唯君主法令是从的人、努力耕作而多产粮食的农民、遵纪守法而胆小怕事的人、敢于站出来阻止盗窃奸宄的人，现在却在社会上受到贬抑，斥责他们是“失计之民”、“朴陋之民”、“寡能之民”、“愚赣之民”、“怯慑之民”和“讇谗之民”。

以今天的立场来说，韩非子上面所说的六种是非颠倒、毁誉倒置的情况，实际上都属于评价系统的问题。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对这些人或事的评价缺乏一个统一、客观而公正的标准，才使当时的社会上出现了对本该赞美的人贬斥，对本该贬斥的人赞美的不合理的现象。

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各人看事物的观点、立场、角度或出发点不一，自然就会形成各自不同的看法，也就会形成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评价。庄子曾抓住这一点，极力强调事物美与丑、好与坏、高与下、古与今……的相对性。他举例说：“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庄子·齐物论》)可见，评价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也不应该有一个所谓的统一的客观标准。

韩非子的看法显然是与这种观点针锋相对的，他心中是认定世界上的所有人和事都有一个统一而客观的评价标准，并且应该按这个统一、客观而公正的标准加以评价的。这才有了他认为当时社会存在本应受到斥责的人却受到赞誉、本应受到赞美的人却遭受贬损的“六反”情形。

那么，对于韩非子的观点和与之完全对立的庄子的观点，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呢?

我觉得韩非子的观点和庄子的观点应该说都有道理，又都有偏颇。韩非子认为对那些在战场上投降败北的人，那些在社会上打架斗殴、藏匿奸凶的人，不能尊为“贵生之士”、“磏勇之士”和“任誉之士”，而对那些“赴险殉诚”、“全法从令”、“力耕”、“纯粹”、“挫贼遏奸”之人，更不能诋毁为“失计之民”、“寡能之民”和“讇谗之民”。明主评价和考察的人的才能与品德，应“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等等。这都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了基本的是非标准，考察或评价人物或事件不问实际，只听社会舆论的声音，那么一定会造成极大的混乱，或如魏晋时期一样，整个社会形成了人人高空阔论、互相吹捧，而无人再埋头实事的风气，致使两晋社会在随后的“五胡乱中原”的动乱中陷入崩溃。

但是，另一方面，要对一个人或某件事要做出全面、公平而恰当的评价，又是十分复杂的。任何一个统一的、客观的评价标准，都存在一个适用范围的问题。“畏死远难”的情况，如果不发生于战场，而是出现在人们探求延年益寿药方的时候，则这样的人被称赞为“贵生之士”也是可以的。

同时，评价一个人、一件事还要全面考察其言行。一个人一辈子都是老老实实、纯朴守法的，只是偶然在某个时候撒了一次谎，你评价这个人时自然就不能说他是十足的奸诈之徒、谎言大王。因此，评价人时既不能因人废言，也不可因言废人，而应当如鲁迅所说，要看到“全人”。

考察一个人既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评价一个人既要看社会的舆论，还要看他的实绩。对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过于苛刻，求全责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