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作家曹禺继《雷雨》之后，一九三六年又推出四幕剧《日出》，出场人物比《雷雨》多，情节也复杂得多，而陈白露，作为全剧的最重要人物，世无异词。
夜将尽，东方熹微。她从桌上拿起安眠药瓶，一片一片地把药倒出来，忽然，无意中她从衣镜里望见了自己，于是她就站起来，走到了镜子前： “(端详着镜子里一个美丽的妇人，摇摇头，凄然地)生得不算太难看吧。人不算太老吧。 (她不忍再看了，慢慢又踱到书桌前，倒出药片，将空瓶丢在地下。望着前面，哀伤地)这——么——年——轻，这——么——美。(眼泪悄然流下来。拿起茶杯，背过脸，把药很爽快地咽下去。)”这里的她，就是陈白露，她年轻美丽，然而是一个不得不死的女人。
陈白露，过去叫做竹均，出身于书香门第。她自小和同学方达生有过青梅竹马的情谊，她爱霜花，有着纯真而清高的性格。她曾经是爱华女校的高材生，还有着一副社交的才具。她的美丽、聪明、才能，铸塑了她的自信心。她父亲的死，家庭经济的变故，给她以人生的第一挫折，并就此在她的人生道路上划出了一个阶段。她是勇敢而自负的，如同她那个时代的不少年轻女性一样，单枪匹马地闯了出来，几乎不用亲戚朋友的相助，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来实现自我的价值。她当过电影明星，也当过红舞女，在社会上似乎已站住了脚。这类成功，大抵因着她的能干，或许更重要的还在于她的美貌和聪明。因此，在她的骄傲中，有着对自己年轻美丽的自我陶醉，也有对自己聪明才干的自我欣赏。她有一句格言： “我喜欢春天，我喜欢年轻，我喜欢我自己。”有人说，这三者结合起来，是这位自由的女性心灵的自然流露，是一位小资产阶级自我陶醉的诗人。这是符合实际的。陈白露太钟爱和崇拜自己了，她的悲剧命运的根由也正潜伏于斯。
多少男子簇拥在她的周围，奉承着她，觊觎着她，但她毕竟还是一个纯情的少女，有着天真而矜持的爱情的梦幻。她和一位诗人相识，不久便迷恋着诗人的那分才情和风度，尤其诗人对生活的那种执着的信念，于是他们一起度过了一段充满着“新鲜”的日子。然而，婚后的实际生活显出的“平淡、无聊、厌烦”为她始料所不及，一种特有的幻灭感和惶恐感不断在增生，因着孩子的去世，她终于离开了诗人。尽管她依然缅怀着和诗人相恋的愉悦，甚至始终铭记着诗人的“日出”诗，热情却如退潮的江水，她不相信人世间真有所谓幸福，她不相信爱情这类谎言，甚至也不相信真有可以信赖的男人。这无疑是她从生活中摘取的第二枚苦果。
当我们正式同她见面时，她已是一个单身住饭店的女人，不少戏剧导演说大概是在天津，后来的电影似乎将地点安置在上海。这似乎并不重要，反正陈白露这只光艳照人的孤雁已栖息在洋场世界了，她已是这个码头上“顶红顶红”的交际花，竹均的名字鲜为人知，代替它的是一片一片“露露”的轻薄猥亵的声浪。在这个社会，她是久经风尘，尝遍辛酸的了。一群衣冠禽兽围着她、供养她，她则牺牲着自己，对男人尽着女人最可怜的义务。这类生活方式同其原先的出身、教育、性格和追求相去甚远，而她既清楚又无力摆脱这种矛盾，于是越来越深地陷入内心的苦痛之中。第一幕启幕时，剧作家的舞台指示写道： “缓慢的脚步声由甬道传来，正中门呀地开了，陈白露走进来……她眼睛明媚动人，一种嘲讽的笑总挂在嘴角，她时常露出倦怠的神色。她爱生活，但又厌恶‘生活’。她认定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是残酷的桎梏。她曾试着逃出去，但她像寓言中金丝笼里的鸟，失掉了在自由的天空里盘旋的能力，她不得不回到自己丑恶的生活圈子里，却又不甘心这样活下去。她拖着疲乏的步子走进来，右手掩着嘴，打了个呵欠。”这段近于小说写法的形体和思想描述，劈面给人们交代了陈白露这个形象的悲剧氛围。
方达生的到来，使她沉浸在过去的回忆里，对这位竹均时代的情人流露出不可掩饰的娇态和柔情。她对霜花，对春天的赞美都由此而发，似乎多少恢复了她竹均时代的纯真和稚气。人们都说方达生有些傻气，并不苛责。他还以为能轻易地把陈白露拉回来，他哪里知道眼前的露露只愿带着诗意的幻想去回忆过去，只愿通过回忆去重温她的旧梦，冷酷的现实不仅用钱买得她的肉体，而且深深地吞噬着她的灵魂。她不是不爱方达生，但压根儿不相信有“真正自由生活”;她不是不厌恶阔老阔少们，但压根儿无法摆脱对钱袋的依赖;她不是不意识到自己终会陷入死地，但压根儿确信“活着就是那么一回事”。这些都是她拒绝方达生的最重要的内心根据，并且因着方达生的到来，平添了更深一层的悲凉。
小东西的出现以及她对小东西的同情和护卫，并不是廉价的怜悯和一位交际花的一时冲动。陈白露是真诚的。她的真诚来自她原先的尚未泯灭的人性的力量，更来自她对自己处境的理解。表面看来，她是玩世不恭的，但她同时也是活得很清醒的。她在小东西身上所表达的义愤，实质上有着很严重的自悼内容。她能够理解自己和小东西，包括“宝和下处”的翠喜，有着相同的命运。剧作家借全剧中的一位人物骂过她：“陈白露是个什么东西?舞女不是舞女，娼妓不是娼妓，姨太太又不是姨太太，这么一个贱货!”陈白露未必不清楚这类估评的真实性。她同翠喜，都同样是畸形社会里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女性，都同样在出卖肉体，所不同的只是陈白露的身价高一些，翠喜卖得贱一些。正是这种认识促使她勇毅地干预金八对小东西的蹂躏，她身上仅存的一些属于少女时代的诗意也在干预的实际行为中得以喷发。
现实是残酷的，她打算留住方达生看看这个世界，而方达生最终为自己的傻气叹息，离她而去;她苦心营救小东西，而小东西又最终失踪，被黑暗吞没;她的周围又将是一片沉重而恶浊的气息。一种幻灭的悲哀，绝望的忧伤，绞痛着她的心，三千元的债务同时因为潘月亭的破产使她更清楚了自己实际的生存状况。她向张乔治借钱，实在是太偶然了。剧作的这一细节固然进一步揭露了张乔治的卑鄙，但压根儿并不意味着陈白露对希望的某种瞩望。借钱，与其说是陈白露还想挣扎一下，无宁说是她这类人物的本能的行为方式。
一切都将结束了，陈白露是在极度的精神危机中进入本文开首援引的情景之中的。她多么渴望和需要快要来临的阳光，但阳光不属于自己，她憎恶周围的黑暗，同时又无力从黑暗中逃脱。她又念起了“日出”诗，犹如吟诵着她的挽歌。她只得选择自杀，这是传统的选择，也是弱者的选择，而对陈白露来说，这又是一种清醒的选择。 “你叫我到哪里去呢?”——意识到了的悲剧才是更为惨痛的悲剧，处于不可解决的精神危机，是导致她自杀的最真实的原因。我们固然未始不可以责备她的软弱和空虚，责备她对于物质的奢欲，甚至还可以责备她应走向希望的处所，但是“黑暗的吞噬之力，往往胜于孤军”，这则是我们多少可以宽宥和同情陈白露的地方。
陈白露这个形象，大致是完成了剧作家最初的构想，她是“希望献与观众的应是一个鲜血淋淋的印象，深深刻在人心里的也应为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较之《雷雨》，作家有了新的尝试。将他的主人公浸润在“光影明暗色点集成的一幅画图”之中，抛弃了以往他过于“像戏”的结构，抛弃了人物情事的传奇性，而让陈白露活跃和窒息在一大串的“人生零碎”之中。
陈白露居身的处所充满着紧张、嘈杂、惶惶不安的气氛，她有对弱小者命运的体验，同时也有和潘月亭、顾八奶奶、张乔治、胡四以至福升这类人物对手的经验。尤其对于后一类人物，剧作家高度的喜剧兴奋显示着强烈的精神道德力量，《日出》是用悲喜剧交错色彩推演着陈白露的，是这位美丽聪明而对生活又无可奈何的交际花，她的动作，把无情的嘲讽的喜剧浪潮和浓重的悲剧激流汇合一气，既表现了陈白露性格和命运的深度，同时也反映了剧作家对这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社会敏锐丰富的审美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