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与“三礼”
一、什么是礼
中国自古以来都被称为“礼仪之邦”，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乐文化”，中国人做人讲究“知书达礼”，待人接物要“彬彬有礼”“礼尚往来”，对待对手要“先礼后兵”，过年过节还要给长辈问安和“送礼”。总之，“礼”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核心。
“礼”本指祭祀鬼神时的一种仪式。《说文解字》：“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后遂引申其义，作社会上一切礼仪之通称。就一般而言，习俗中家庭有奉“天、地、君、亲、师”：“天、地”代表生命的本源；“亲”是祖先家族本源；“君、师”是政教本源。人情不能无本，荀子谓之为“礼”之三本。人都有欲望，同样也都有满足自己欲望的需求，如果欲望没有“界限”和“分际”，则必然你争我夺，引起社会纷乱，所以古之君师定出“礼”来“规范”“约束”其下，因此有“贵贱等级”、“长幼次序”，甚至以“礼”来“正君臣”“正父子”“正兄弟”“和夫妇”“设制度”。儒家以“礼”为治乱之根本。
“三礼”是指三部儒家经典：《周礼》《仪礼》和《礼记》。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其中的“礼经”指《仪礼》。东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仪礼》礼记》作注释，并写了《三礼目录》一书，因此才有了“三礼”之名。到了唐代，“三礼”被列入“九经”，至此成为官方法定的儒学经典。
二、《周礼》
《周礼》原名《周官》，在汉代属于古文经学。王莽时期，刘歆为国师，将《周官》改称《周礼》，并设立了博士在太学教授。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注，《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经典之一。《周礼》全书约45000多字，原为六篇，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西汉时期因第六篇《冬官》亡佚，后补入《考工记》以代之。《周礼》的作者在书中构置了一个庞大的官制体系，六篇即代表六个职官系统，是整个官制体系的中枢，用天地四时配之，并详细叙述其官名，以及各自的职掌。六官之外，书中列出的官职有360多个。这360多个官职既有六官的属官，也有地方官和职事官。六官与360多个属官及地方职事官，构成了由中央到地方基层组织以及各个行政机构之间既互相联系又相互制约的陈陈相因、井然有序的一整套国家政权模式。
《周礼》中规定：天官冢宰即太宰，为六官之首，尊为百官之长。“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他作为王的副手，主管朝廷及宫廷事务，负责统领百官。地官司徒为教官，其主要职掌教典，所谓“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周礼•地官司徒》）。地官之长为大司徒，大司徒总的职责是“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相当于后世的户部，主管全国的土地、户口，负责土地分配、赋税及民政事务。春官宗伯为礼官，其主要职掌礼典，所谓“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周礼•春官宗伯》）。春官之长为大宗伯，其职务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相当于后世的礼部，主管祭祀、朝会、礼乐、天文历法、车马仪仗等事务。夏官司马为政官，其主要职掌政典。所谓“乃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周礼•夏官司马》）。夏官之长为大司马，负责军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具体职掌包括征伐、作战、田猎、训练、军赋征收等，相当于后世之兵部尚书。秋官司寇为刑官，其主要职掌刑典。所谓“乃立秋官司寇，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刑官之属”（《周礼•秋官司寇》）。秋官之长为大司寇，“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主管刑法、诉讼、治安、法务等具体事务，相当于后世的刑部尚书。冬官司空相当于后世的工部。由于《周礼•冬官》原文早已亡佚，所以冬官的具体职掌不甚清楚。相传西汉河间献王刘德因《周官》六官缺《冬官》篇，遂以《考工记》补入。《考工记》的内容是叙述百工及土木建筑之事的，因此以《考工记》替补的冬官相当于后世的工部，主官为大司空，主管百工、营造等。
《周礼》曾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首先，《周礼》是后世社会变法的重要思想资源。从汉代开始，有不少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将《周礼》作为推行社会政治改革方案的理论依据，或者作为制定法律制度的重要参照。最早以《周礼》为蓝本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是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由于王莽回避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拘泥于《周礼》的刻板规定，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最终导致改制的失败。南北朝时期，西魏宇文泰执政，亦曾以《周礼》为模本实施政府机构改革，并借鉴其中的田制规定，推行授田制度。北宋王安石“变法”，也标榜取法《周礼》，并作《周官新义》，详细阐述其基本政治理念。其次，《周礼》对后世王朝制度的形成具有深刻影响。历代王朝礼制的制定，大都与《周礼》有密切关系。如隋文帝创设“三省六部”制，其中“六部”设置，就是仿照《周礼》“六官”模式而成。唐代沿袭隋制，将六部定名为吏、户、礼、兵、刑、工，作为王朝中央官制的主体，一直为后世所遵循，直到清朝灭亡。此外，《周礼》对后世王朝都城布局，也有重大影响。唐代依照《周礼》建成“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都城格局。元代以《周礼》为范本建都北京，明清两朝沿用不废，并仿照《周礼》制度，增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最终奠定了后世北京城的城市布局。而《周礼》所蕴含的丰富的治国理政理念及管理技巧，也一直是后世政治家探索“经国济世”良方的重要参照。
三、《仪礼》
《仪礼》一书形成于东周时期。作者已无法考证，孔子对其作过修改，并传与弟子。汉代时，《仪礼》被称为《礼经》或《士礼》，《仪礼》的名称可能在东晋后才有。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传授的就是《士礼》。汉代整理出的《士礼》共十七篇，当时的学者对其排列的顺序有所不同。今天的《仪礼》十七篇是以郑玄注释的版本为准。《仪礼》一书十分繁杂，它记录了从远古到周代各种礼仪活动的详细仪式，讲述了各种社会规则，包括家族、朝会、宫廷中各种活动的规定，建筑、服饰、饮食、祭祀、交往、出行等日常生活中的规范，宗教、祭祀、政治、外交等活动的仪式准则等，其内容大致如下：
《士冠礼》：记述贵族男子二十岁时举行的加冠礼仪式 。《士昏礼》：记述贵族青年男女在家长的主持下缔传婚姻的一系列礼节仪式。《士相见礼》：记述贵族之间初次交往的礼节仪式。包括初次相见时的绍见、礼物、应对、复见等内容。《乡饮酒礼》：记载古代乡一级的行政组织定期举行的以尊长敬老为中心的宴饮活动。《乡射礼》：记载古代以乡为范围的射箭比赛大会的礼节仪式。《燕礼》：“燕礼”即“宴礼”，记述诸侯宴饮的礼节仪式，详细描述了宴饮时的酒具，君臣的席位，登堂入席、斟酒、宾主敬酒等的仪态。《大射仪》：记述诸侯国君主持的贵族参加的射箭比赛大会的具体礼仪。《聘礼》：记述国君派遣大臣到其他诸侯国进行礼节性访问的礼节仪式。《公食大夫礼》：记述国君以礼食招待来小聘的大夫的礼仪。《觐礼》：记述秋天诸侯觐见天子的礼节仪式。《丧服》：记述死者亲属在丧服、服期等礼仪上的差别。《士丧礼》和《既夕礼》：本为一篇，因为简册繁重而分为两篇，通常视《既夕礼》为《士丧礼》的下篇，记述士阶层的丧葬礼仪。《士虞礼》：记述士埋葬父母后返回家中举行的安魂礼。《特牲馈食礼》：记述士在家庙中祭祀祖祢的礼仪。《少牢馈食礼》与《有司彻》：记述卿大夫在家庙祭祀祖祢的礼仪。两者本为一篇，也因简册繁重分而为二。
这些篇目中，涉及上古贵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大致包含了古代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射礼、乡礼、觐礼、聘礼等8大类。其中，“冠以明成人，婚以合男女，丧以仁父子，祭以严鬼神，乡饮以合乡里，燕射以成宾主，聘食以睦邦交，朝觐以辨上下”，几乎囊括了古代贵族社会人际交往的所有领域，故被后人誉为“礼之经也”（清邵懿辰《礼经通论》）。古代中国正是通过对具体礼仪活动的规定体现了人际交往遵循的道德原则，确立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人不同的社会等级，维护了贵族阶级的统治地位和社会秩序。
《仪礼》作为一部上古经书，文字虽然枯燥难懂，但对于后人了解古代社会历史，却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书中内容，从冠婚飨射，到朝聘丧葬，涉及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保留了很多远古流传下来的古代习俗、制度及礼仪传统，犹如一部古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后人了解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仪礼》所述古代礼制，不仅来源甚古，而且多涉及特定政治内涵，其中对古代宫室、车旗、服饰、饮食、丧葬等礼制内容及仪式程序的安排，叙述尤为详备，成为后世王朝制定相关礼仪制度的重要参照。因此，宋代以后，虽然《仪礼》一书在学界长期受到冷落，但在国家礼仪制度层面，始终被奉为“圣人之典”。从唐代的《开元礼》，到宋代的《政和五礼新仪》，再到明代的《大明集礼》，乃至《大清会典》，皇室成员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聘礼、觐礼等制度安排方面，都是以此书为蓝本，并加以适当损益而成。对现代人来说，《仪礼》所载内容虽不再流行，但该书对古代政治制度的叙述，却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提供了重要参照。如，书中对古代丧服制度的详尽描述，就集中反映了西周宗法关系的制度内涵及其实质；又如，书中对乡射礼、乡饮酒礼的记叙，保留了古代村社当中的人际交往关系；而其中对各种仪式程序的描写，以及所用名物的称谓、用途及组合等方面的记载，尤为详备，为我们研究古人伦理观念、生活方式及社会风尚，提供了重要参考；书中还包含着丰富的上古词汇，为古代语言文字及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四、《礼记》
今本《礼记》，也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是儒家的经典之一。《礼记》中的“礼”，指的是《仪礼》（即《礼》或《士礼》）；“记”是指对经文所作的解释、说明或补充。实际上《礼记》是一部先秦至两汉时期儒家关于各种礼仪的论著以及礼学文献汇编。它的内容庞杂、繁富，综合了儒家传统礼学的各个方面，既阐释了《仪礼》所载各种礼仪制度的意义，也点滴记述了夏商周三代所传之礼，其中还记载了孔子及弟子关于礼的问答、阐释，是研究中国古代礼学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孔子及早期儒家礼学思想的重要资料，它广泛地阐述了儒家关于礼制的精神以及构建礼制的意义，集中地反映了儒家礼治的思想和主张。
《礼记》共四十九篇，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儒家学士通论。包括《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7篇，都是讨论儒家思想精义的专题文献，涉及儒家学说的政治理想、人生哲学及教育理想等重大命题。
第二类是解释《仪礼》的专门文献。共21篇，重点阐述《礼仪》各篇的礼制意义及其精神，可作为阅读《仪礼》的基本参考材料。其中，《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7篇，是专释《仪礼》各篇的题解；《曾子问》《丧服小记》《丧大记》《奔丧》《问丧》《间传》《服问》《三年问》《杂记》上下、《效特牲》《祭义》《祭法》《祭统》14篇，是解释《仪礼》中某一专题的文献。
第三类是叙述古代的文献。共13篇，其中：《王制》是对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月令》是授时颁政；《文王世子》记载王子行为规范；《曲礼》上下、《内则》《少仪》等篇，记叙日常生活礼节及守则；《礼器》《玉藻》《明堂位》等篇，记叙各种礼器用具及明堂方位，等等。
第四类是记载孔子言行及孔门弟子言论杂事的文献。其中包括《孔子闲居》《仲尼燕居》《檀弓》上下、《坊记》《缁衣》《表记》等篇。
“三礼”之中，如果说《周礼》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传统产生过深刻影响，而《仪礼》对古代人际交往礼节及民俗形成曾有过重要作用的话，那么《礼记》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则集中体现在思想文化领域。该书思想深厚，内涵丰富，以礼乐传统为核心，涉及古代政治、伦理、哲学、美学、教育、宗教、文化等各个领域，是我们了解儒家礼治主义传统的重要思想文献。在所有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儒家文献中，该书仅次于《论语》，与《孟子》大致相当，而远远超过《荀子》。该书中的思想观念，不仅对古代王朝统治正统意识形态的确立发挥过重要作用，还是宋明理学的重要理论来源，对于后世新儒学思想的形成亦起过关键作用。因此，要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质，《礼记》实在是一部值得高度关注的经典作品。
四、郑玄与《三礼》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县）人。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他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郑玄先师从京兆第五元先通今文经，又师从东郡张恭祖受古文经。后又拜当时著名的经学大师马融为师。郑玄著述宏富，“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凡百万余言”。郑玄遍注群经，而尤重礼学，“康成注经，《三礼》居首，阅十四年乃成，用力最深也。”郑玄之《三礼注》为后世治礼学者所宗，故孔颖达云：“礼是郑学。”
东汉末郑玄注《三礼》以前，无《三礼》之名。自郑玄注《周礼》《仪礼》《礼记》，始“通为《三礼》焉”。郑玄在郑兴、郑众、贾逵等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括囊大典，网罗众家”，为《周礼》作注，对前人的《周礼》研究做了第一次认真地整理和总结。针对汉末社会动荡不安、封建礼法崩坏、农民起义蜂起云涌的混乱局面，郑玄认为“为政在人，政由礼也”，“重礼所以为国本”，因此在《周礼》的阐释中，他着重强调了“定名分，序尊卑之制，崇敬让之节”的思想，以达到维护封建等级制的目的。自郑玄《周礼注》问世后，他书皆废。郑玄比较今古文之异同，综合今古文之长，整理校订《仪礼》，并为之作注。此后，郑学独盛，今天所看到的《仪礼》就是郑玄本，而大、小戴本，庆普本都已失传。郑玄注《仪礼》，文简义明，有别于汉代经学的繁缛芜杂，故能超越诸家而传于后代。郑玄是从东郡张恭祖受《礼记》，郑注出而使《礼记》脱离《礼经》而独传，并与《周礼》、《仪礼》享有同等尊位，鼎足为三，使礼学开始了一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