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我出生在什鲁斯伯里城，母亲早逝，父亲是当地的名医。我从小就喜欢科学，尤其对自然史感兴趣，并且具有强烈的收集欲。根据父亲的安排，我1825年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1828年又入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在剑桥读书期间，我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爱好和兴趣得到了自由发展，并结识了学识渊博的植物学教授亨斯罗。经亨斯罗教授引荐，我于1831年以“自然科学家”的身份，自费搭乘“贝格尔号”军舰作环球考察旅行。这次历时五年的环球考察，不仅使我受到了真正的思想训练，而且使我的科学理论得以形成。回国后的两年内，我从多方面对宗教问题进行了反思，并最后终于完全不信神了。1839年之后，我居住在伦敦，并与科学界、社交界保持着联系，与赖尔、霍克、赫胥黎等科学家交往。但后来由于身体欠佳，1842年起即携家人迁入位于伦敦东南郊的达温宅。《物种起源》(1859)是我一生中的主要著作，它一开始就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我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成功得益于以下几点：　热爱科学、耐心、勤奋以及良好的观察、推理能力。

【作品选录】

从1831年12月27日到1836年10月2日，在贝格尔舰上的航行

我从北威尔士的短期地质考察旅行后回到家中时，见到了亨斯罗的来信，他告诉我：　舰长费支罗伊乐愿让出自己房间的一部分给任何一位青年，只要他志愿自费担任贝格尔舰航行期间的自然科学家。我以为，在我的《旅行日记》手稿本中，已经详细记述了当时所经历的一切情形；在这里只来谈谈，那时我立刻想去接受亨斯罗的建议，但是父亲却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不过他还附带说一句：“要是你能够找到任何一位有识见的人，他劝告你去，那么我也将允许你去。”这句话，后来竟给了我好运气。因此，在当天晚上，我给亨斯罗复信，辞谢了他的建议。次日早晨，我就到美尔堂去，准备在九月一日去打猎。正在那天打猎的时候，舅父派人来召唤我，他建议要同我一起坐马车赶回希鲁兹伯里去同父亲商谈，因为舅父认为，我要接受建议去航行这件事是明智的行为。父亲时常肯定说，舅父是世界上最有识见的人士之一，因此，他立刻就极其和蔼地同意我去航海了。我以前在剑桥大学时，挥霍金钱较多，因此就安慰父亲说：“上了贝格尔舰以后，我在花钱方面，一定要拿出神奇的本领来，决不超过您允许给我的定额。”可是，父亲却带着笑容，反驳说：“可是他们大家都对我说过，你花钱的本领却很大哩！”

第二天，我离家前往剑桥，去见亨斯罗，此后又到伦敦去见费支罗伊；一切事情就很快办妥了。后来，我同费支罗伊相交十分亲密，那时他才告诉我，由于我的鼻型特殊，真是险乎遭到了他的拒绝！他是拉伐特尔的狂热信徒，因此他相信，根据一个人的面容相貌，就可以判断出他的性格。他怀疑一个具有像我这种鼻子的人，未必能够有充分的精力和决心去航海。可是我想，他后来就很满意地相信，我的鼻子证实了他的认识错误。

费支罗伊的性格是奇特的；他具有很多非常高贵的特征；他忠实于自己的职务，待人很宽大、勇敢，有决断和不屈不挠的毅力，而且是一个对待他所有下属的人都很热情的朋友。他愿意忍受种种困难，去帮助他认为值得帮助的人。他是一个美貌的男子，显著地很像一位具有高度礼貌的绅士；一位驻在里约热内卢的英国公使曾经对我说，他的待人态度很像是他的舅父，就是著名的卡斯尔利勋爵。可是，他外表上却一定是遗传到查理士二世的许多特征，因为华里奇医生曾经给我看过他所收集的照片集，其中有一张照片很像费支罗伊，方才看出是查·伊·沙比斯基·斯图阿特，即阿尔伯尼伯爵，也就是这位英王查理士二世的非婚生的后裔。

费支罗伊的性情真是最不幸的。这不仅是表明在容易发怒方面，而且也表明在长期对于那些曾经使他发怒的人继续不断发脾气方面。他的性情通常在清早时候最坏；他凭着自己像老鹰般敏锐的双眼，总是能够在军舰上发觉到一些错失的地方，于是就大声申斥一番。当那些下级军官在中午前彼此交班时，他们就时常询问道：“今天早晨究竟喝到了多少杯咖啡呀？”这句话的意义就是暗示说：“舰长的脾气究竟怎样呀？”除此以外，费支罗伊还带有一些怀疑态度，偶尔也会显得十分垂头丧气；有一次，简直是近于发狂了。他对我好像时常失却确切的判断和常识。他待我非常亲切，但是也很难同我亲密相处；这种亲密关系，从我们在同一房舱内共坐同食的情形看来，是必然会随着发生的。我们两人曾经争吵过几次，因为他在不高兴时，就会蛮横无理。例如，在这次环球航行初期，在巴西的巴伊亚时，他曾经为了我所痛恨的奴隶制度辩护，把它赞美了一番，并且对我说：　他刚才去访问过一个奴隶主，那个奴隶主当时把他家中的很多奴隶召唤来，询问他们生活得是否快乐，他们是否愿意恢复自由；而他们大家齐口同声回答说：“不愿意恢复自由。”我听了这句话以后，就带着一种大概是讥讽的口吻反问费支罗伊道：　他有没有想到，可以用什么来保证奴隶们在他们的主人面前所作的回答是正确的呢？这个问题，就使他顿时怒气冲天，因此他就声明说，因为我怀疑了他的话，所以我们两人再也不能够相处在一起了。我以为，这一次我一定要被迫离开贝格尔舰了；可是，这个消息却立刻到处传布开来了，因为舰长把海军上尉召去，用咒骂我的办法来消除自己的愤怒；而我则因为接受下级军官的邀请，去同他们在一起吃饭，所以反而感到十分心满意足。可是，在过了几小时以后，费支罗伊又表现出自己通常的宽宏大量态度，派了一位军官来代他向我道歉，并且要求我仍旧继续同他一起生活下去。我还记得一个表明他态度诚实的事例。在普利茅斯，在我们开船离港以前，有一个陶瓷器商人，拒绝舰长调换几件上次向他店中购来的商品，因此舰长就对他怒气大发；此后，舰长就向那个商人询问店中一套贵重的瓷器的价钱，并且接着说：“要是你没有刚才这种不肯通融调换的话，我就会购买你这套瓷器了。”因为我知道，在自己的船舱中已经装满了陶瓷器皿，所以我就怀疑他未必真心要购买这套瓷器；当时我一定是在自己脸上显露出怀疑的神色，因为我没有帮衬他说一句话。在我们离开了这家陶瓷店以后，费支罗伊就瞅着我说道：“您难道不相信我刚才说的话吗？”于是我就不得不承认，我确实有了这种想法。他就沉默了几分钟，接着又说道：“您的想法是对的，而我在对这个混蛋东西发怒时，就干出了这种错误举动来。”

在智利的康塞普西翁城，可怜的费支罗伊悲伤地干着辛劳过度的工作，他的情绪非常低落；他痛心地向我诉苦说，他一定要派遣一大队人去对付当地的居民。我就劝告他说，我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的本分来说，是不必这样去干的。他接着就狂怒起来，宣布说，我是一种只知受恩不知报答的人。我听了不发一言，站起身来，马上就离开了军舰，回到康塞普西翁去，当时我借宿在城中。过了几天以后，我再回到贝格尔舰上去，又受到了舰长从前一样热诚的接待。虽然这样，可是海军上尉却对我说道：“您这个哲学家，真是可恶透了！我希望您不要再同船老大吵架了！上次在您离开军舰那天，我真是给他搞得累死了(这艘军舰正在修理中)；可是，舰长却拖住了我，在甲板上一同来回散步，直到半夜，而且还接连不断地把您咒骂个不停哩！”

这种同一艘军舰的舰长难以和睦共处的情形，由于大家是对抗性的对待他，差不多把他看做是一个叛乱分子，好像是一个人在对付着任何其他的人一样，还由于那种在军舰上使他时常要经受的忍耐本领，至少是在我参加航行的期间内要有这种忍耐本领，因而更加显著地恶化起来了。我记得，有一位军官告诉我一件很有趣味的事例：　曾经有一个在阿德文丘舰上的军需官；贝格尔舰第一次出航时，就是跟随阿德文丘舰同行的。有一天，他奉舰长之命，到里约热内卢的一家店铺中去，向店主购买糖酒；那时忽然走进来一个穿普通人服装的小绅士。军需官就对他说：“喂！先生，请您费神代劳，尝尝这种糖酒，告诉我它的滋味怎样？”这位绅士遵从了他的请求，尝了糖酒，于是很快就离开这家店铺。那时店主便问这个军需官道：“您知道吗？您请求尝酒味的那位刚才出店门到港口去的人，就是主力舰上的舰长吗？”这个可怜的军需官一听到这句话，就骇得魂不附体，呆若木鸡，他手里握着的一杯糖酒也砰然掉落在地上了；他马上跑回自己的舰上去。曾经在阿德文丘舰上的一个军官向我肯定说，从此以后，无论怎样去劝说这个军需官，他再也不敢离舰上岸去了，因为他由于那次狎昵举动而被骇坏了，一直就害怕再见到舰长。

在回国以后，我只不过偶尔去会见费支罗伊，因为我恐怕会在无意之中得罪了他，使他激怒；此后有一次就发生过这种情形，以致几乎不能够相互谅解。后来，因为我发表了一本像《物种起源》的非正教的书，所以他对我愤恨不满(因为他已经成为十分虔诚的教徒)。他在晚年时，显然完全是神经失常了：　这显然是由于他慷慨好施的本性而发生的。无论如何，在他去世以后，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找出了他偿付债款的收据。他晚年的生活是悲惨的——他用自杀来结束了一生，恰好也同他的舅父卡斯尔利勋爵的归宿一样；他们两人的作风和外貌，真是多么的相似。

在很多方面，费支罗伊的性格是最高尚的；他是我很少见到的人物，但是那些严重的缺点，却把他的性格搞坏了。

〔参加在〕贝格尔舰上的航行，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它决定了我此后全部事业的道路；可是，这却取决于舅父的建议，要我乘车赶回到三十英里外的希鲁兹伯里去，这样微小的情况；而且也取决于我的鼻型这类琐小事情哩。像这样肯干的舅父，是稀有的。我始终认为，应该把我初次受到的真正的思想训练，即教育，归功于这次环球航行。当时我接受任命，必须去仔细研究自然史的几门学科，因而改进了我的观察能力，不过在航行以前，我的观察能力已经有相当好的发展了。

我对于自己旅行所到的各地的地质考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在这方面要发挥所有的推断能力。起初在考察一个新地区时，只见到杂乱无章的一大堆岩石，比任何其他情形都难以处理，以致大感绝望。可是，如果把很多地点的岩石的层理和性质以及其中化石记录下来，经常对这些记录进行思考，并且努力推测其他各处将会发现的情形，那么很快就会搞清楚这个地区的杂乱情况，因而也就多少可以理解到它整个的地质构造了。那时我随身携带了赖尔所著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经常仔细地研读它；我在很多方面，从这本书中获得了极大的益处。我开头考察的第一个地区，就是佛得角群岛中的圣地亚哥岛；它使我清楚地看出，赖尔所举出的地质研究方法，有惊人的优点；在我当时带去的或后来阅读到的所有其他地质学书籍中，其著者所提出的方法都不能及到他。

我的另一项工作，就是采集所有各类动物，对很多海生动物作简略的记述和初步解剖。可是，因为我没有绘图本领，也没有相当的解剖知识，所以我在航行期内所记写的一大堆原稿，都已经证明是无用的。因此，我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只有在甲壳纲方面获得了一些知识，总算没有白费，因为后来我在著写蔓足类动物专集时，这方面的知识就对我有用处了。

我时常在每天某一时间内，记写自己的《旅行日记》，把我当时所见所闻都仔细而且生动地描写出来；在这方面耗费了很多的精力；这是一种有益的训练。我把自己这本日记充当家信的一部分，在遇到适当的机会时就把它分批寄回英国去。

可是，上述的各种专门的研究工作，在同我当时养成的一种习惯相比时，就显得不重要了；这种习惯就是：　勤奋的劳动和对自己所研究的任何事物的专心注意。凡是我思考过的或阅读到的一切，都同我已经看到的或者有可能看到的事物有直接的关系；这种运用脑力的工作方法的习惯，在整个五年的环球旅行期内一直继续着。我确信，正是有了这种习惯，才使我能够在科学方面作出自己的一切成绩来。

现在我在回顾往事时可以看出，我对科学的爱好，怎样会逐步增强起来，而超过了对其他一切的兴趣。在环球旅行最初两年内，我仍旧保持着原来的打猎嗜好，几乎是竭尽全力地去干着；为了要采集标本，我亲自去猎取一切鸟兽；但是此后，我就越来越经常地把猎枪交给自己的仆人，最后终于完全由他一人去猎取鸟兽了，因为狩猎工作会打扰我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妨碍了我对某一地区的地质构造的勘察研究。我曾经发现，不过是无意识的和不知不觉的发现：　观察和推断工作的乐趣，确实是远胜于任何的手艺和打猎工作的乐趣。在我身上，野蛮人的原始的本能，逐渐给文明人的后天习得的爱好所替代了。在这次环球旅行期内，我的思想，由于受到自己这些工作的影响而发展起来了；这种情况，大概可以用我父亲所讲的一句话来表达；父亲是我生平所见到过的最敏锐的观察家；他的性情，有怀疑主义的倾向，而且完全不同于颅相学的信徒；当我在完成环球旅行后回家时，他一见到我，就转身向着我的姐妹们，并且高声呼道：“啊！原来他的头型完全变样了！”

现在回头再来谈谈环球旅行方面。9月11日(1831年)，我随同费支罗伊出发到普利茅斯去，短期探望贝格尔舰。后来又回到希鲁兹伯里，同父亲和姐妹们正式作长期的告别。10月24日，我到普利茅斯旅居，一直逗留到12月27日那天：　贝格尔舰终于离开英格兰海岸而开始环球航行了。在这以前，我们曾经试航过两次，但是每次都给强烈的暴风驱回港内。在普利茅斯逗留的这两个月内，我虽然用种种方法来克制自己，仍旧感到这是我一生中最不幸的时期。当时我一想到要这样长期远离所有自己家中亲戚和朋友时，就显得没精打采；而且当地的天气，又使我觉得好像是阴霾重重，难以言表。除此以外，我还受到心悸和心痛的折磨，真好像很多无知的青年，尤其是像一个医学知识肤浅的人那样，就自信患上了心脏病。我没有去就医求诊，因为恐怕医生一定会对我下判断说，我不适宜去航行；可是，我却坚定不移，甘冒一切危险，决心要去航行。

在这里，不必再来谈到这次环球旅行时所经历的事件，就是我们到了哪些地方，干了哪些工作，因为在我那本已出版的《考察日记》一书中，已经作了十分详细的叙述。直到现在，热带地区的植物界的壮丽景象，依旧比任何事物更加栩栩如生，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可是，巴塔哥尼亚高原的浩浩无边的大荒漠，还有火地岛的森林密布的崇山峻岭，当时却使我心头激起了宏伟的景象，因而也始终在我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地未开化土人的赤身裸体的形象，也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我曾经骑马或者乘坐小船，穿经荒无人烟的偏僻地区，作了多次的考察旅行；其中有几次，历时达几星期之久；这些旅行是很感兴趣的；当时行路艰难，有相当的危险，但是我却不因此感到胆怯，以致中途折回，而且后来就习以为常，根本不顾这一切了。我异常满意地回想到自己的几项科研工作，例如我解决了珊瑚岛的形成问题，阐明了一些岛屿(例如，圣海伦娜岛)的地质构造。还必须指出，我发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中几个岛上的动物与植物之间的奇异关系，还发现了这个群岛和南美洲大陆上的生物之间的奇异关系。

在谈到我自己方面时，据我所能作的判断，在环球旅行期内，我由于对研究工作感到异常高兴，殷切希望要把自己所发现的一些事实，增添到自然科学的伟大的知识宝库中去，所以总是竭尽全力地不断工作着。可是，我还有一种雄心壮志，很想在科学家中间取得相当的地位：　我这种雄心壮志，究竟比我的大多数研究科学的朋友，是大些还是小些呢？在此不再来作出断定了。

圣地亚哥岛的地质情况，使人很感惊奇，但也是简单的，就是：　从前有一股熔岩流，覆盖着那里的海底，把海底表面的近代贝壳和珊瑚碎屑层烧结成一种坚硬的白色岩层。此后，由于地壳变动，整个岛就上升到海面上来了。可是，这一道白色的岩层，却给我看出了一个重要的新事实，就是：　这些曾经活动过的和喷发过熔岩的火山口，其周围的地面后来又沉降到过海面下。那时候，我初次发生了一种想法，也许我可以把自己考察过的各地区的地质情况写成一本书；这个想法当时竟使我高兴得全身发抖起来。这真是我一生难忘的时刻啊！我能够多么清晰地回想到：　当时我正坐在这个岛的低矮的熔岩峭壁下面的海滩上休息着，炎热而眩目的阳光照射在我身上；附近生长着几种奇异的荒漠植物；而在我的脚边，还有活的珊瑚体；它们生长在退潮后留下的水潭内。在环球旅行的后期，费支罗伊请我念几段我自己的《旅行日记》；他听了就宣告说，这是有出版的价值的；因此，我又有了出版第二本书的希望啦！

在我们的航行将要结束时，我在阿森松岛上收到了家信；姐妹们在信中告诉我：　塞治威克已经访问过我的父亲，他对父亲说，我将列名在卓越的科学家中间。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怎样会打听到我的任何工作成绩，但是我听说(我以为是在以后的来信中知道)，亨斯罗在剑桥大学哲学会上，把我写给他的几封信宣读过，并且把它们刊印出来，作为私人散发品。我已经把自己发掘到的化石哺乳类动物骨骼托运给亨斯罗；这些采集品也引起了古生物学家们重大的注意。我在阅读了这封信以后，就用跳跃的步调，攀登到阿森松岛的山顶上去，举起自己的地质锤，用尽全力，去敲击火成岩的崖壁，砰砰砰！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的雄心壮志有多么的大；可是，我认为，我可以真心实意地说，后来我虽然十分重视我的朋友赖尔和霍克等的赞扬，但是对一般大众的意见却不大关心。我并不是想说，我著的几本书获得了好评或者是销数很大，这还没有使我很感满意，但这种满意只不过是暂时性的，因此我确信，我决不应该为了争取名誉而越出自己应该走的道路。

(毕黎译)

【赏析】

1876年5月末，达尔文在抱病完成《植物界的异花传粉和自花传粉的效果》一书以后，开始撰写《我的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回忆录》，每天下午写一小时，用大约七十天的时间完成了初稿。以后又作过几次修改和增补，可这部手稿在达尔文生前并没有发表。大约在达尔文逝世6个月后，他的儿子法朗士·达尔文把它删改、摘录并誊抄出来，改名为《自传》，并把它编印在《达尔文生平及其书信集》中作为第二章，于1887年初次出版。法朗士删去了达尔文对朋友的评述以及许多反宗教的激烈言论等，删改后的《自传》与原稿出入较大，且比原稿的篇幅少了约四分之一。所以，现在更为通行的版本是由达尔文的孙女诺拉编辑、由伦敦科林斯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达尔文自传，1909—1882年，原稿未删本》。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达尔文回忆录》(下文简称《回忆录》)即根据此原稿未删本译出。

达尔文写作这篇《回忆录》，最初是缘于一位德国编辑的来信邀约；而达尔文本人也认为，叙述自己的思想和性格的发展以及生平简史，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传阅，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由于写作的目的并非出版，只是为留给子孙和妻子，所以他的语气亲切平实，字字出自肺腑。在这部脍炙人口的回忆录里，达尔文追述了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思想和性格发展过程，而贯穿于这个过程始终的，则是他对自然科学的稳定而炙热的“纯粹的爱”。他写到小学时即对自然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尝试弄清植物的名称，搜集各种各样的玩物：　贝壳、火漆封印、免资印纸、铅币和矿石等。中学时即已具备强烈的求知欲，继续热心于搜集矿石、昆虫，兴致勃勃地观察鸟类，还与哥哥一起做化学试验，兄弟俩时常忙活到深夜。

在剑桥大学，达尔文在采集甲虫方面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并取得了令其兴奋的成果；而自然哲学方面的阅读，则激发了他献身于自然科学研究的热烈渴望。这时，还有一件对达尔文一生的事业发挥极其重大影响的事，那就是与亨斯罗教授的友谊。正是由于亨斯罗的引荐，达尔文才得以于1831年以“自然科学家”的身份自费搭乘“贝格尔号”军舰，去环球考察旅行。这次历时五年的艰苦的环球考察，对于达尔文一生的科学研究之重要意义是无可比拟的，用达尔文本人的话说：“〔参加在〕贝格尔舰上的航行，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它决定了我此后全部事业的道路……我始终认为，应该把我初次受到的真正的思想训练，即教育，归功于这次环球航行。”　正是在环球考察的过程中，达尔文的科学理论得以逐渐形成。

《在贝格尔舰上的航行》一章，是回忆录中写得最为精彩有趣、内容也最为丰厚，不仅展现了达尔文作为一名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多方面的卓越素质，回顾了他建立在实地考察基础上的重大发现，而且通过对远航中的一系列事件的记述，使读者了解到科学家对人与事的深刻思考与洞见。在环球旅行的五年间，达尔文逐渐形成了行之有效的考察方法，养成了一种勤奋和专注的工作习惯，正是有了这种习惯，才保证了他日后的成绩。同时，达尔文对科学的爱好也日甚一日地增强起来，以至超过了对其他一切事物的兴趣；基于这种炽热的爱，也基于一项项重大的科学发现，达尔文那种献身于科学、在科学家中间取得相当地位的雄心壮志也被激发起来，实际上，由于亨斯罗教授对其考察研究成果的介绍，达尔文在1836年回国以前即已声名远播。然而，就像所有具有强大人格力量的伟人一样，达尔文并未在荣誉面前失去定力，他确信：“我决不应该为了争取名誉而越出自己应该走的道路。”

与达尔文的自然科学发现相比，他关于出航始末的记叙以及对舰长费支罗伊的描述，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一种英国式的幽默，更容易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达尔文谈到，在最初接到亨斯罗的信时，父亲坚决不同意他随贝格尔舰出航，是舅父的赞成促使父亲转变了态度。而当他到伦敦去见舰长费支罗伊的时候，又由于鼻型特殊，险些遭到拒绝。原来，舰长深信颅相学，曾“怀疑一个具有像我这种鼻子的人，未必能够有充分的精力和决心去航海”。所以他感慨道，他一生中如此重大的事件，却决定于如此细微的事情！本章对费支罗伊舰长的记述，也十分引人入胜。达尔文笔下的费支罗伊，是一位有着矛盾性格、激烈性情且不乏高贵品质的人。他是一个美男子，达尔文甚至运用他进行科学考察时常用的推断法，推断他外表上“一定是遗传到查理士二世的许多特征”。费支罗伊容易发怒，性情通常在清早时候最坏：“当那些下级军官在中午前彼此交班时，他们就时常询问道：‘今天早晨究竟喝到了多少杯咖啡呀？’这句话的意义就是暗示说：‘舰长的脾气究竟怎样呀？’”尽管两人之间也发生过几次争吵，达尔文对这位他曾经与之同舱相处的舰长，仍然是敬重的。他不仅能够见出费支罗伊性格的喜剧的一面，同时也洞悉到其性格中所蕴涵的悲剧因素，因而对其怀着深切的怜悯。

《达尔文传》的俄国作者阿·德·涅克拉索夫曾经谈到，当有人提出要达尔文写一份自传时，达尔文作了一个著名的答复，他说：“我先是学习，尔后是环球旅行，然后又是学习，这就是我的自传。”达尔文的《回忆录》基本上就按照这个非常简略的纲要组织内容。除了在环球旅行回国后的几年时间内，与科学界和社交界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外，达尔文的后半生基本上都隐居在伦敦东南郊的达温宅，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回忆录的最后，达尔文谈到了自己的著作情况，对《物种起源》(1859)一书的著作与出版，也作了较为详细的追述。在对自己的智力进行评估时，达尔文是相当谦虚的，他说自己“既没有极其敏捷的理解力，也没有机智”，并且承认在诗歌欣赏和艺术审美方面的欠缺。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成功得益于以下几点：　热爱科学、耐心、勤奋以及良好的观察、推理能力，“尤其重要的是：　我热爱自然科学，始终坚定不移，旺盛不衰”。

总之，与达尔文难以抑制的观察、理解、推断和研究的热情相联系的对科学的热爱是他回忆录的中心内容。作家约翰·布洛斯曾说：“像达尔文这样的人充满我们可以称为科学感性的东西。他心中充满了对事实的理想解释，充满了对科学的忠诚和热情，对大自然力量和神秘现象的着迷。他的所有著作拥有人性的和诗学的一面。”而这些东西，正是达尔文以后许多科学家的回忆录中所缺乏的。

(陈瑞红)